“家内性侵你为何不逃？”幸存者：我不知道外面，会不会更好

执行编辑｜林婷娴  美术编缉｜张语辰

受到本土临床心理学家──余德慧老师的启蒙，自台大心理系毕业后，彭仁郁先在“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学系”接触到人类学与社会学，后至“法国巴黎狄德罗大学临床人文学院”，学习更全面地关照受苦之人的心理病理暨精神分析学知识。摄影│张语辰

家内性侵：让空气凝结的话题

“九零年代初期，我在临床实习时，原以为医院是安全的环境，可以和心理学专业的同侪、学长姐讨论家内性侵的议题，但说出口的当下空气却凝结⋯⋯”彭仁郁回想。无论是大众或专业工作者，面对“家内性侵”或称“乱伦暴力”的议题，在毫无准备之下，往往不知如何反应才适当。

彭仁郁提到，我们会想像家内性侵的受害者一定会有某种样貌，以至于当他们诉说创伤经验时，我们会小心翼翼地戴上手套，把他们当成脆弱的易碎品来对待。

这样小心是好的，但过度先入为主去预设样貌，反而会和家内性侵受害者错身而过，不见得是他们希望得到的肯认。

时间回溯到高中时期，住在宿舍的彭仁郁和室友熟了之后，几名同学无意间聊起了被性骚扰的经验，当大家一个一个分享，才发现“原来这不是只有我在面对”。但对于十多岁的孩子，通常觉得要躲起来处理，因为很多加害者就是自己家里的长辈、或邻居。

为什么家内性侵受害者“不说出口”，这需要从几个面向来理解：家庭的保护者和加害者常是同一人、受害者的心理创伤、主流临床精神医学诊断的限制、与社会对事件妖魔化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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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创伤：曾发生的，彷佛没发生过

曾在医院急诊室、社福机构等单位服务，彭仁郁发现在这些场域和家内性侵受害者接触时间过短，彼此只能停留在医病关系，大多互动为开立心理创伤证明、或创伤急性效应舒缓等流程，无法深入了解受害者的生命真实样貌。

因此，彭仁郁在法国与台湾期间，主动进入家内性侵受害者自组的救助协会，也透过研究计画与受害者们深入访谈，在临床人文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的先备知识下，聆听受害者的生命经验，并协助梳理受害者难以言说的心理创伤。

与童年受虐或性侵的受害者们访谈时，彭仁郁发现许多受害者不太敢使用“意象”的语言，彷佛一但开始想像，就会召唤真实的受害场景，当时的恐惧会活生生地侵袭感官。大多数人可以明确区分梦与现实，但对于曾受到家内性侵创伤者而言，在幻觉与真实之间，出现了模糊地带。

“有可能是经常在家经历性侵暴力，让受害者自动触发解离状态，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我要假装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彷佛是场梦。”彭仁郁说明，这像是脑海中存在一个橡皮擦。“爸爸进到我的房间⋯⋯爸爸压在我身上⋯⋯”但后来爸爸对自己做了什么，许多受害者会想不起来。

有位受害者花了五年的时间，才有办法说出“我难过”这三个字。因为在这之前，爸爸打他不准哭，一哭打得更厉害。身体明明在痛，又要假装痛不存在。持续处于撕扯状态。

精神分析也会用“感官爆炸的后延效应”来解释这个“症状”或创伤状态。当家内性侵受害者受到殴打、性侵、辱骂，心灵的自我防御机制会在当下阻断记忆这些片刻，但身体却会记得这些痛觉，并延宕至未来。成年后，受害者一旦感到精神压力，这些身体痛觉会立刻回来，因此许多受害者在访谈时回忆起过往，会不自觉伸手阻挡脸部、表情恐惧，甚至触发歇斯底里的状态。

长期下来，受害者的“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界线渐渐变得不那么明确，曾发生过的事件连自己都不敢确定发生过（即“负向幻觉”），然而，一旦试着拼凑脑海的图像，将它化为语言文字，就会感觉此时此刻正身处充满痛楚的场景。

正因为受害者无法说清楚这些创伤经验，进入诊间时常被简化地诊断为重郁症、恐慌症、思觉失调症、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等疾病，并给予药物消除症状，例如抗忧郁剂、抗焦虑剂，却忽略受苦的核心。

全球的心理治疗室里正在发生：创伤主体被喂食大量精神药物，心理治疗被化约成再适应或再教育的矫正术，创伤主体被鼓励远离、或遗忘酿成心理创伤的集体社会文化因素。(Sironi 2007; Bracken and Petty 1998)｜Photo by Trym Nilsen on Unsplash

然而，国际上已有许多医学人类学和临床实务研究指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的标准化诊断，忽视了创伤主体经历哪些事件、不同人之间的殊异性，往往造成令心理创伤被精神疾病遮蔽的吊诡。

心理创伤：我，不存在这个世上

另外，家内性侵受害者也经常表示“我不存在这个世上”、“在家人眼里我什么都不是”。受害者的自我边界是溶解的，因为加害者不容许这个边界存在。彭仁郁与许多受害者访谈发现，家内性侵的加害者──长辈、亲戚，常常视受害者为自己的“延伸物”。

受害者在生长历程中，不断在原生家庭的加害者眼中寻找自我，却只看见自己以被物化的工具身分存在。

作为自我认同基础的“家”，经常由“迫害”──“情感依附”等冲突对立面构成。这样的状态从幼童成长至青少年、甚至是进入社会后，难以与他人产生连结，因为“我”本身没有被赋予存在的权力。

受害者不断对加害者和依附者的一举一动察颜观色，认定自身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服务加害者的需求，以至于不被容许有自我界线、没有“自我之肤 (ego skin) ”能包围、涵纳自己的情绪，因而也难以命名自身感受。当思想、言行、感受超出被容许的想像界线，会感到错置的罪恶感，甚至会产生受创的思考逻辑：揭发（告发） = 攻击加害者 = 家的撕裂和毁灭。

彭仁郁与受访的创伤主体试着透过隐喻，间接描绘创伤主体的“心灵地景”所呈现存在内心的恐惧与矛盾。

比如，一位受访者的说法和反应，让彭仁郁联想到一个画面，她把自己内心的画面跟受访者分享：“你好像是一只受伤无助的小动物，生在一个有凶狠野兽的山谷里。野兽告诉你，它们是你的父母亲，但是动不动就咬你、攻击你，还要求你被攻击了不准哭、不准叫、更不准逃走。这个可怕的山谷不是你想像中期待的家，但是你好像没有办法离开，为什么？”

听到这样的画面，受访者沉默许久后，说道：“因为我对这个山谷的每个角落都很熟悉，虽然有野兽，我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出现、会在哪里出现；也知道它们愤怒的时候，只要把自己丢给它们吃，它们满足了就会安静下来。如果离开这里，就算理智上我知道可能别的地方野兽比较少，但是我怎么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出现？没办法预测，这是更可怕的！而且，我怎么知道表面上看起来像人的人，会不会在我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变成野兽？”

受害者没有安全感，内在不断逃亡、非常疲累。

彭仁郁提醒，如果旁人没有意识到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只要让受害者感受到一丁点不信任感，就可能会逼迫受害者“说谎”，亦即“我先告诉你发生什么事，但我同时加上其他没发生的细节，或移动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好混淆视听。因为当我察觉到你可以定位我的时候，我就感到不安全”。许多社福机构或检调单位，在尚未建立信任感、没有意识到这个心理状态下，可能会因而对家内性侵受害者前后不一的说词感到纳闷、产生误解。

当受害者无法言说创伤，请借用你的感受

创伤忆痕的幽微纠结，使得有意识的噤声、或无意识的失忆，成为家内性侵受害者重要的幸存策略。要如何在诉说与聆听之间建立信赖，并深入了解受害经历？

透过临床田野一次次与不同的家内性侵受害者访谈，彭仁郁深深感受到“心灵地景”这个沟通方式的重要。

大部分的受害者到了面前，从外表看不到创伤，但我们不知道他内在淌着血。他要怎么带你进入内在世界？只能用想像的语汇、用图像化的隐喻。

由于家内性侵受害者说不清楚伤痛、害怕说出口的噩梦成真，在诉说与聆听之间需要建构一个“过渡空间”，让创伤主体的想像和表达能在这个“过渡空间”安全驰骋，才可能渐渐修复自我内在，减少疲惫地自我放逐状态。

在言语建构的“过渡空间”中，彷佛能探见受害者的“心灵地景”。以隐喻的视觉符号、寓言故事，来描绘过往家内性侵受害的景象、长期以来内心的苦楚。

“你没办法感受、没办法想像，那就让我成为你的‘容器’，将我的心灵潜意识暂时借给你用。你告诉我感觉，我把我听到的感觉回馈给你，想像我在你经历的状态下可能会感觉到什么。”彭仁郁说明让受害者心灵地景浮现的方式，但这只是朝向创伤疗愈可能的第一步，而不是终点。

聆听，是持续通往受害者心灵地景的必要途径。受过临床训练的心理人类学家 Katherine P. Ewing (1997) 曾强调“忍受沉默”的重要。不断发问、无法容忍对话间的空隙，会显现聆听者的焦虑，也透露着对于搜集某种特定答案的预设框架。

“当你过度相信你已经知道的，都会阻挡你理解活生生的经历”，彭仁郁很认真地接着说道，“我不会说我是家内性侵心理创伤的专家，没有任何人可能是。我只是跟很多受害者一起工作、倾听他们的见证，渐渐能够理解内心的复杂程度，和潜藏在的核心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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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的猎奇与正义，也是受害者的痛源

家内性侵的“暴力性质”极容易被隐匿，因为家庭的“保护者”和“加害者”经常是同一人，且家庭的失序状态，却是伴随受害者成长的生活秩序。Photo by Annie Theby on Unsplash

心理创伤的形成，不只取决于家内性侵的暴力程度，更取决于受害者在这些残酷生命背景中，如何想像自己存在的样貌、如何与社会他人连结。因此，心理创伤疗愈不应只是给予药物、消除症状，而是协助让受害者能成为一个主体，感觉到自己存在这个世上，并找到修补人际关系网络的接点。

对于创伤主体而言，每次与他人接触，都会经历一次确认自身存在样态的试炼：“对方看见的是什么样的我？”、“对方会接纳这样的我吗？”

若创伤主体能明确知道自己被安放在他人心中一个位置，令这个值得他人凝视、眷顾的“我”是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修复自我放逐状态”与“修补断裂的社会连结”是同步的。

然而，真实情况并不是这么容易。媒体常用猎奇的“狼父、禽兽”标题来妖魔化家内性侵事件，但媒体正义中的狼父，正是受害者从小依存的爸爸。

“我的爸爸在一天 24 小时之内，他可能照顾了我 23 小时，却也加害我 1 小时。你们骂我的爸爸是禽兽，但我却是他的小孩，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要怎么告诉你曾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彭仁郁以受害者的视角点出，情境永远是复杂的。

当受害者已经是孤立的状态，外界要尽可能建立一个支持的网络，就算是大众觉得没什么的妖魔化标题，也可能把受害者推得更远。

一句话在受害者听来，可以鼓励他、或使之更消沉，取决于受害者的心理状态、与发话者和受害者的关系。尽管与许多家内性侵受害者长期工作，彭仁郁仍认为，没有任何安慰的话语或标准流程，是可以预先准备好，因为每位受害者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另外，许多刚踏入这个领域的临床工作者，会背负着过大的自我压力，认为要完全承担受害者的心理创伤。“但这就像有人溺水了，你却也一起溺水，帮不了任何人”彭仁郁比喻。

我给自己的提醒是；我一只脚在创伤情境里，为了和受害者站在一起；但一只脚站在外面，为了稳住我们两个人，不会一起被创伤淹没。

依据卫生福利部保护服务司 104 年统计资料，家内性侵受害者以 12~18 岁最多 (占 36%) ，6~11岁次之 (占 26%)。考量可能有许多通报黑数，彭仁郁参考国外调查与台湾《蒲公英飞扬计画》的数据推估：“若国高中或大学班级，班上有 30 人的话，可能约有 2~3 人曾经历过家内性骚扰或性侵，受害者男女都会有。”这些数据的重要性是，让受害者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被孤立的，而能透过适当的协助面对心理创伤。

“因为我们都假设家内性侵只会发生在别人家，自己家永远不会发生。”这句话彷佛一面被拳头挥破的镜子，照映着家内性侵受害者求援碰壁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