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四岁的我的母亲,那样需要丈夫的姓氏做为标记;三十二岁的我的学生,保全的不只是姓氏,更是一个完整的自己。

文|张曼娟

女人的姓氏

发现母亲忘记自己名字怎么写的那一天,我真的陷入前所未有的惊惶里。然而,没有可以求援的对象,也没有软弱时的倚靠,也就迅速坚强起来,开始思考能够做些什么。延伸阅读:为你选书|《我辈中人》失智以后,母亲成了我的孩子

首先,找到一枝好写的笔,接着就去买小学生用的生字练习簿,让母亲每天练习写字。刚开始,她连拿笔都那么吃力,前一年发生的小中风压迫到视神经,损害了视力,加上无法控制的手抖,她好几次想要放弃。我就像哄小孩那样的哄着母亲,称赞她的字写得好整齐,鼓励她写完一行再多写一行,先从简单的字开始,像是“山水日月”、“生日快乐”、“春夏秋冬”⋯⋯我先把字写在每一行的最上面一格,再让母亲一笔一画照着写,彷佛她是我初初学写字的孩子。

有时候,她写着写着就写成了隔壁一行的字,有时候会突然创造出新的字,我总是对她说:“没关系喔,你已经写得很好了,今天比昨天更好,真是太棒了。”我是个永远不会发火、永远不失去耐心的“家长”。

这样的书写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便写下她的名字,让她练习。那一天,我下班回家,印籍看护阿妮告诉我:“奶奶说她不要写这个名字,这不是她的名字。”母亲闹闹小别扭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拿着生字簿到她面前问她:“怎么不练习自己的名字?是不是太难写啦?”母亲的名字是“郑凤莲”,这三个字确实不太好写。母亲看着生字簿又看着我,她说:“我叫张郑凤莲。”

我笑起来,对她说:“我们只要写三个字,不是很好吗?”

“不好。大家都知道我是张郑凤莲,没人知道郑凤莲是谁。”

就在那一刻,我恍然明白了,母亲冠夫姓已有六十年,她只认识冠夫姓的自己;去掉丈夫的姓氏,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默默走回桌边,拿起笔重新写下“张郑凤莲”四个字,对母亲来说,这才是完整的她。哪怕八十四岁的她已经罹患失智症,常常陷在时间与空间的迷障中,也渐渐无法知晓自己吃过饭了没有,却还那么清楚的记得她是妻子,与丈夫是密不可分的。记得,并且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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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几年前,好友结婚之后搬到了东部居住,在没有手机与网路的年代,我们依旧用通信的方式保持联络。当她在陌生的城镇安顿下来,便写了信给我报平安,我也写信给她,并在信封上写下了她的夫姓。她回信告诉我新的生活,说后院的芒果树结了许多果实,最后的P.S.写道:“我比较喜欢自己的姓,别再帮我冠夫姓喽。”我忍不住笑了,

意识到时代已经不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为任何一位已婚女性朋友冠夫姓了。我知道,她们觉得自己已经完整,不需要因为婚姻或丈夫,而添加新的姓氏。

一九九七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初来乍到,有很多的不适应和焦虑,因为诸多待办手续,我常常得和行政人员交涉,有位年龄与我相仿的祕书,给了我很多表格,我几乎每天都在和那些英文表格奋战。而更加困扰的却是祕书对我的态度,虽然每次见面我总是用生硬的广东话跟她问好,每天“唔该”(不好意思)、“唔该”的,她还是没给我好脸色。

有一次,研究助理陪我去办事,走出来的时候她说:“唉呀,老师啊,怪不得她都跟人家说你不尊重她,你怎么叫她吴小姐?应该叫她陈太啊!”

香港职业妇女依然冠夫姓,并以夫姓为荣。这件事让我感到惊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如此失礼。从那以后,我每次见她都热烈招呼:“陈太你好。”她终于展露灿烂的笑颜。

前些年我在大学教书时,遇见一对班对,他们相恋十几年,历经许多考验,终于举办了浪漫美丽的婚礼。我很荣幸的担任证婚人,眼看着他们的成长,分享着他们的人生故事,感觉就像是家人一般亲近。参加婚礼不久我出了新书,新娘照例会买书,表示支持;我也总会签名赠书,表达我们的情感深厚。要题名的时候,我稍稍想了一下,以往都是签给新娘一个人的,可是他们现在是夫妻,如果不题上新郎的名字,就好像是两人迎面而来,我只跟一个人打招呼,却忽略另一个,很怕自己又失礼了,于是,我题上了他们俩的名字。

新娘看见题辞,微微蹙了蹙眉,欲言又止,沉吟了半天才说:“老师,以后可以签我一个人的名字吗?我想拥有自己的藏书,像以前一样。”说真的,这样的要求有什么不应该吗?为什么结了婚之后,就要与丈夫分享自己的一切?我的心中是理解的,也是赞许的,却还是留意了站在一旁的新郎的表情。如果在过去,丈夫听到妻子说这样的话,绝大部分都会很不开心吧?

而这个丈夫只是像平常那样的微笑着。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夫妻──妻子想要保持自身的完整,而丈夫愿意帮助妻子成为她自己,做为一种爱的宣示。

八十四岁的我的母亲,那样需要丈夫的姓氏做为标记;三十二岁的我的学生,保全的不只是姓氏,更是一个完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