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全世界大约有 15 亿的学龄孩童因为此波疫情,无法去学校上课。许多职业妇女大多因为是“赚得比较少”“比较知道孩子的状况”或者单纯因为“在家陪孩子是妈妈的事”,所以成为待在家的那位家长⋯⋯

武汉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际,所有人都在告诫我们:不要乱跑!切记保持社交距离!毕竟这传染力超强的新冠病毒可不管你的年纪、性别、种族。不过,这号称“无差别攻击”的病毒对所有人造成的冲击,真的是一样的吗?

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OHCHR)都纷纷呼吁各国政府,正视此波疫情造成的性别歧视性冲击,而亦有学术文章指出,“武汉肺炎疫情会对女性及她们的就业机会形成不公平的负面影响”。

他们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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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学校纷纷停课,在家陪伴孩子的是爸爸还是妈妈?

“我已经陪我的孩子在家超过三周了⋯⋯我其实很想回去办公室工作,因为在家真的没办法专注”宋秀英(Sung So-young)无奈地说道。

宋秀英来自南韩,是一位记者,同时也是两位孩子的母亲。她是我们眼中“超人般的职业妇女”,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然而,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许多学校纷纷宣布停课,改采远距线上教学或干脆请学生在家自学,使得许多家庭必须决定“由谁在家照顾孩子”。此时,即便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宋秀英却深知,先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不可能请假在家陪小孩。

宋秀英并不是唯一一个如此无奈的职业妇女。据统计,全世界大约有 15 亿的学龄孩童因为此波疫情,无法去学校上课。宋秀英的处境,是许许多多职业妇女的处境,她们大多因为是“赚得比较少”、“比较知道孩子的状况”,或者单纯因为“在家陪孩子是妈妈的事”,所以成为待在家的那位家长。

生育是女性的天赋,但照顾则是文化禁锢

历史学家 Yuval Noah Harari 在其着作《人类大历史》中提出了“天赋自由,文化禁锢”的概念。他说:“在生物学上,先天的可能性几乎无限宽广;然而,后天的文化却压缩在某些可能性,或禁绝了其他可能性。”就好比女性拥有子宫,让女性拥有生育的天赋,但将“生育”与“担负照顾的责任”绑在一起,则是文化,毕竟子宫本身可没限缩女性在外闯荡的可能,或要求女性就必须承担更多照顾孩子的责任。

事实上,妈妈们并没有比较有能力知道孩子的状况,那是我们的文化加诸在她们身上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妈妈确实承担了较重的责任。美国有项调查显示,在多数美国家庭中,妈妈是全家人医疗健康的管理者,有四分之三的妈妈表示,她们担负确保孩子健康的责任,包含选择家庭医生、带孩子赴门诊约及确保孩子依照医嘱服药等等,不过,只有五分之一的爸爸表示这些事是由他们负责。当孩子因身体不适而必须在家休养时,请假在家陪伴的妈妈们占了 40%,爸爸却只有 4%。所有的数字都告诉我们,妈妈往往比较会照顾孩子,但这都是社会现象,而不是生物学研究。

当女性被迫离开职场,男女间“同工不同酬”情形只会每况愈下

撇开文化层面,很多人也许会问“赚得比较少的人待在家”总是合理的吧?答案是“是,也不是”。所谓“是”,是考量每个家长一定都希望能给予孩子最舒适的生活,所以毫无疑问地,当然是赚得多的继续上班;所谓“不是”,则是考量男女间“同工不同酬”这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很多时候,女性赚得少并非因为能力不足或工时较短,而是源自社会的结构性歧视。

“世界经济论坛”的《2020 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指出,全球男性的平均年所得为女性的两倍;在美国,平均一位男性赚得 1 美元时,女性只赚得 0.82 美元;在台湾,平均一位男性赚得新台币 1 元时,女性只赚得新台币 0.83 美元。血淋淋的数字告诉我们,当男性与女性花费同样的心力在工作上,赚得就是不一样多。而当女性已在不公平的起跑点上与男性竞争,再去剥夺她在职场证明自己的机会,只会让“性别薪资落差”越来越大。

这份报告还说“我们没有人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性别平等,我们大多数人的孩子也是,因为要看到性别平等,最快也要再等 99.5 年。”也就是说,“同工同酬”要出现,最快也要一个世纪。那如果我们再以“同工不同酬”下的结果作为标准,剥夺女性留在职场奋斗、表现的机会,平等的那天还要再等几个世纪?

女性只能在“放弃工作”和“过劳加班”中选择吗?

武汉肺炎疫情对职业妇女带来的伤害,并不是单一的。比起宋秀英的双薪家庭,许多独自撑起一个家的女性,面临的可能是更棘手的困境,特别是从事医疗照护的第一线人员,以及远赴海外担任帮佣的工作者。联合国妇女署指出,全球第一线医护及清洁人员中,女性就占了 70%,她们是最容易、也最频繁暴露于病毒当中的工作者,而在疫情肆虐之际,工作压力及工时更是大幅增加。此外,全球约有 850 万名女性外籍帮佣,她们通常没有完善的雇用契约,收入也没有保障,面对的是健康与经济的双重压力。

住在香港的印尼移工 Eka Septi Susanti 说:“不是每位雇主都会提供口罩,有时候我们必须自己花钱买,但口罩很贵,所以有些人干脆一个礼拜都戴同一副口罩。”她们的工作内容不仅是待在家打理而已,还必须外出采买、接送小孩、陪同长者散步,倘若没有适当的防护,对心理及身体都是一种威胁。

此外,香港政府建议外籍劳工在每周一日的休息日不要外出,或许是出于“降低接触病毒的风险”的善意,然而,这样的改变不仅加重了外籍劳工的挫折感,也衍生出强制加班、过劳、经济剥削等问题。这些移工无法在一周密集的工作后,获得适当的休息,例如与自己的朋友、家人好好通话、见面,排解压力,而是面临无偿煮饭、洗衣。她们身心俱疲,却又不得不继续工作,因为她们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要保住工作,才能持续撑起远在母国的家。

武汉肺炎疫情的蔓延,确实令人焦躁,而许多从没遇过的防疫措施,更是令人措手不及。然而,我们相信,尽管在非常时期,女性的机会不该被平白夺取、责任不该被无理增加、权益也不该被无辜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