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高音洁西．诺曼：受到攻击时，我不需要大声说我有多受伤

诗人歌德（Goethe）说过“意志坚强的人能把世界放在手中，像泥块一样任意揉捏”，在许多我所敬仰的前人当中，有一位的意志与这诗句匹配──非洲裔美国籍的传奇女高音 Jessye Norman（洁西·诺曼），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辞世时，整个古典乐界为她哀悼。

对不熟悉 Norman 的读者，我简单刻划她的音乐成就：在 1968 年，二十三岁的 Norman 赢得慕尼黑 ARD 国际歌唱大赛的首奖，随即与柏林德国歌剧院（Deutsche Oper Berlin）签约，从此，她以浑厚、温暖、同时暗黑，彷佛来自另一维度的声音，征服了欧洲大陆。如在1989年7月14日，为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她甚至被邀请到巴黎去演唱法国国歌〈La Marseillaise〉。而在 1984 年起，她得到过五座葛莱美奖项，最后一座是 2006 年获得葛莱美奖古典榜所颁发的“终身成就奖”[1]。

Norman 之所以传奇，更在于她黑皮肤的身份，却在白人主导的世界迷倒众生。今天的文章以 2014 年英国 BBC 新闻频道的 HARDtalk 节目主持人 Stephen Sackur 对她进行的一次极具张力的访谈为基调，重点整理她以怎样的态度回应美国的种族隔离、社会偏见与女权主义 [2]。最后，就她的观点，我再以心理学观点作出回应。

“这不是我的想法！”因此现实对她来说，毫无限制！

Norman 于 1945 年出生并成长于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地区，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市。因种族隔离政策，直到1955年以前，黑人在政策上都不允许于音乐厅或歌剧院演出；她是红遍于欧陆后，直到1982才来到美国的费城歌剧院（Opera Company of Philadelphia）作“回乡首演”。

面对一个如此压迫、打压人权的时代，有些受害者可能会自认倒楣，接受命运的安排。但Norman的心里从不顺从无理的政权，她说：“是的，但这不是我的想法，也肯定不是我父母、那些在身边──在社区、学校、教堂──养育我的人们的想法。”

然而，成长于这种时代背景下，Norman的自信有否受到限制？多少会有吧，但幸运的是，她遇上了音乐。不论社会现实如何压抑，她发现：

“音乐给予人们梦想的空间（The music gives you space to dream）”

对一个更公义、民主社会的种种坚持，因着音乐所撑起的心灵空间，因而得以安放、安处。因此，Norman不只强调艺术教育（arts education）一定要成为中小学学习的组件，她更身体力行，在家乡成立了自己的艺术学校（Jessye Norman School of the Arts），以帮忙有经济困难的中学生学习音乐[3]。

图片│AP（达志影像提供）

“我们要领受自己的礼物”实现梦想的前提

当主持人问 Norman 跟朋友坐在隔离政策所不允许她坐的餐厅时，她可曾恨过白人／白色的压迫力量？Norman 回忆自己才五岁的时候，当她在火车站的隔离区走到白人区，她心中便冒出“我总是认为隔离政策是愚昧、笨拙、无用的！（I always thought the segregation was stupid and foolish and useless!）”

这对任何人来说，才五岁的 Norman 的想法令人惊奇。毫无疑问，Norman 全家都十分投入民权运动，其长兄是致力消除种族仇视与歧视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WACP）的青年部主席，父母也是该会成员，并接受组织的经济援助 [4]。这一定影响着 Norman 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然而，她对自己人生的想法从不只是单纯受到当下的境遇所限制（如得不到公义，我就不自由）：

“这些压迫不在我心中，亦非在我灵魂之内，那都只发生在我之外（The oppression was not in my mind, it was not in my spirit, it was something that was happening outside of me.）”

因此主持人追问：“黑人文化深受爵士、蓝调及摇滚音乐影响，投入这类音乐不是比在歌剧中，更能表达妳的政治理念吗？”这问题有言外之意，因为我们都知道，歌剧总是代表某种中产阶段以上的优越，由白人的歌者与乐手组成；所以，一个不被允许在歌剧院演出的黑人却拥抱这个文化象征，而非投身由黑人在酒吧演唱的爵士乐，是十分冲突、或容易惹人诟病的。

Norman 的回应再次显示出她的思考是超脱的另一层次：“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更能表达政治理念）⋯⋯”

“因为一个人必须领受他自己的礼物（one has to understand one’s own gifts.）”

她自述没有那种传统黑人福音歌手的音色，她个人亦没有钟情于流行音乐，但在“自己的时空”里，刚好小时候每周六下午打开收音机，她听着大都会歌剧（Metropolitan Opera）频道，由资深广播者 Milton 给听众详细解说一出出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剧目，而她从不认为自己“听不懂”，且在学校或在教堂的音乐课堂上，她总是有一把很大的嗓门。

简言之，Norman 从不认为方法只有一种，而要实践自己的理念，最重要的也许是先领受属于我们自己的礼物。这份礼物──对她而言，在其时空下，便是声乐──被接受以后，便能够让我们抽离于二分的观念世界，以自己踏实的脚步，（也许以绕路的方式），实现理想。”

可见拙文：你是追逐梦想，还是实现梦想？

在她的自传中 [4]，她提到歌者（相对于器乐）有一种不同层次的“责任”：我们有文字（We have words）。若是把这种艺术修为连结至她政治观，即这个“文字”的责任，我试着把它理解作“发声，发言”──声乐家就像民权的抗争者，他不可能打模糊仗，在情感上自相矛盾，或在理念与论述上不清不楚，他必须清楚自己在争取甚么（文字），为何而战（歌唱）。

好比面对在歌剧圈内，女性歌者是否会受到男性不会受到的评断，Norman 激动表示“当然！”，这些故事她听太多了，如服装设计师在接触歌者前就先设计好裙子，使得后来只想找能穿得下的“身材姣好”女高音，换言之，我们更在意女性的外表，多于她们的声音实力。同样在 2014 年，当时 27 岁的爱尔兰次女高音 Tara Erraught 在英国演出理查·史特劳斯《玫瑰骑士》一角时，就被英国乐评人 Rupert Christiansen 评头品足其扮相，当时就闹上国际乐坛，教着名的抒情女高音卡娜娃（Dame Kiri Janette Te Kanawa）也站上战线，反击这种对女性身材的性别霸凌 [5]。

面对这则乐评，Norman 露出自信的微笑：“他们写了，但亲爱的，我才不读它，我也不需要它（Well they might write it, but darling I don't read it, I don’t need it.）”，她继续说：“我知道在某次演出中，有没有达到我自己的意图与理想，因为我是把我所能做的全部给予。如果这无法让某些坐在那边但没有付入场票的人（讽指乐评家）满意，那又怎样？他们是谁？他们不是我的朋友家人，又没有跟我共事过，也不是指导我或影响我生命的人⋯⋯那么，这个人说了甚么又有何重要？”

Norman 的自信，甚至是傲气，不过在传达一个期待，期待一个能就种族主义问题，作真正、坦诚、开放对话的社会。面对这一无法忽视的主题，她相信在身为“人类”的共同基础与土地上，人们要以寻常的沟通、彼此了解、明白彼此之间确实有文化差异，才能尊重地求同存异。或仅就性别议题也好，她认为一生里只跟两位女性指挥家合作过，本身就是荒唐与无理的！因为这几乎等同指挥家都是男性主导。因此，她明言，女性应得一个有别于以往的社会对待方式，并毫不忌讳的说：

“我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头政治动物（I am a political animal in every sense.）”

看到这里，Jessye Norman 的伟大胸襟与，已经让下文的心理学理论点缀变得多余，或许我们先憩息于她的个人特辑〈A portrait〉，欣赏她如何以戏剧女高音的圆满与激情，演唱华格纳（Wagner）在《崔斯坦与伊索德》第二幕的〈爱之死〉（Liebestod）──

Jessye Norman 给我们的三份心理学礼物

是时候总结 Norman 的三份礼物：（1）音乐于成长的必须性、（2）自我的礼物、（3）政治动物的自信。我用三个精神分析的理论作点缀式回应。

（1）音乐于成长的必须性：一个精神生命的庇护所

面对一个需要去抗争的外在现实，精神分析师 Kristeva 强调我们需要各种艺术形式，以让人们所爱的、所失去的、所坚守的，能转化为一种对时代创伤与消沉意志作出安顿与慰藉的精神庇护所（Norman 所称的梦想空间）：“我们活着，是因为我们有精神生命，有一种内心空间，一种内心深处的意识，它使我们能够承受内在和外在的打击，那些心理或生理上的创伤，和来自社会与政治的打压攻击。”[6]（见〈给香港少年少女〉）

即使不谈政治创伤，只谈小孩寻常的成长路上，面对到的测验考试、同侪关系、校园霸凌、性别困扰、恋爱烦恼⋯⋯音乐，古典或流行的，又何尝不是伴旁我们日夜的精神庇护所？

（2）自我的礼物：领受它，别怕！

相信是因着音乐的“精神庇护所”，使得 Norman 认为“这些压迫不在我心中⋯⋯那都只发生在我之外”，让外界的残酷归于外界，让内在的花园继续开花。她的花园是由音乐搭起的，虽然当时黑人的演唱之路茫茫然，但她早已着迷于电台的歌声，以及记得自己有把大嗓门。

于儿童的临床经验也会发现，那种对某个事物的早期兴趣（fixation），其实往往成为了人们日后的成就基础 [7]。如果因为身心问题而卡关，我们会用心理治疗来协助这个能量得以继续发展，免得走向状症；而一旦它顺利发展起来，那些彷佛来自本能深处的技能，社会大众则称为“天份”──老天给的一份礼物。

但即便是天份，只要当年 Norman 害怕起外界的种族问题而不敢放声高歌，再美的花也会枯萎。因此，领受它，别怕！

（3）政治动物的自信：在关系中自在地做自己

有些人认为 Norman 很“做自己”，才能在节目上侃侃而谈她对某些乐评人的不屑，然而这其实是个美丽的误解。社会上常听见的“做自己”，彷佛是叫人不拘泥礼貌、不用符合规定、不管他人感受，我们要扬弃“假我”（false self），活出“真我”（true self）就够。然而，精神分析师Winnicott发现的正好相反：一个人要能够好好的感到真我的活着并享受之，其实需要一个够健康的假我组织，它以礼貌的社会态度，或感情不外露的方式，表达其内心的想法！

一如 Norman 并非“任性地做自己”，她符合歌剧演出者能力的要求，并且是顶尖的那位。而面对种族隔离政策和具性别攻击的乐评，她不需要告诉别人她多受伤、多恨、那个人多糟⋯⋯她是温柔又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那是愚昧、笨拙、无用的”和“我才不读它，我也不需要它”）而已。

“假我”要足够健康，就要有够好的认同基础，一如 Norman 所身处的好黑人家庭与社区的照顾。如果任由“真我”乱枪扫射，那只会造成灾难（即使我们很可能会同情他的遭遇）。假我的必要，在于社会上的位置或成就，是无法单靠真我来获得或维持的，即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我们总是共处于家庭、社区、国家等群体之下 [9]，与他人的关系间“做（有点假但健康的）自己”，换言之，真我总是在关系中，才能以假我的方式来定义与感受。因此，只有一再保持关系，作沟通的意愿，面对那些不和、异议、冲突，才有未来与真我的达成可言。

Jessye Norman 其中一段最令人动容的演出，是演唱亨利·普赛尔（Henry Purcell）的《Dido and Aeneas》中 Dido 一角的悲叹〈当我长眠大地〉（When I Am Laid In Earth），当中最后两句歌词：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请惦记我，请惦记我
But ah! forget my fate  但⋯⋯啊！忘记我的命运

世人一定会惦记 Norman 的。也许未来，因着社会的进步，正义的伸张，我们会忘记她身为黑人所受的命运，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她面对命运的态度，那无价的礼物。

图片│Youtube 影片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