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西诺曼这传奇女高音在 2019 年 9 月逝世,她一生面对美国种族隔离、社会偏见与性别歧视时,所表现出的观点与态度,都值得我们细细去理解。

诗人歌德(Goethe)说过“意志坚强的人能把世界放在手中,像泥块一样任意揉捏”,在许多我所敬仰的前人当中,有一位的意志与这诗句匹配──非洲裔美国籍的传奇女高音 Jessye Norman(洁西·诺曼),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辞世时,整个古典乐界为她哀悼。

对不熟悉 Norman 的读者,我简单刻划她的音乐成就:在 1968 年,二十三岁的 Norman 赢得慕尼黑 ARD 国际歌唱大赛的首奖,随即与柏林德国歌剧院(Deutsche Oper Berlin)签约,从此,她以浑厚、温暖、同时暗黑,彷佛来自另一维度的声音,征服了欧洲大陆。如在1989年7月14日,为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她甚至被邀请到巴黎去演唱法国国歌〈La Marseillaise〉。而在 1984 年起,她得到过五座葛莱美奖项,最后一座是 2006 年获得葛莱美奖古典榜所颁发的“终身成就奖”[1]。

Norman 之所以传奇,更在于她黑皮肤的身份,却在白人主导的世界迷倒众生。今天的文章以 2014 年英国 BBC 新闻频道的 HARDtalk 节目主持人 Stephen Sackur 对她进行的一次极具张力的访谈为基调,重点整理她以怎样的态度回应美国的种族隔离、社会偏见与女权主义 [2]。最后,就她的观点,我再以心理学观点作出回应。

“这不是我的想法!”因此现实对她来说,毫无限制!

Norman 于 1945 年出生并成长于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地区,乔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市。因种族隔离政策,直到1955年以前,黑人在政策上都不允许于音乐厅或歌剧院演出;她是红遍于欧陆后,直到1982才来到美国的费城歌剧院(Opera Company of Philadelphia)作“回乡首演”。

面对一个如此压迫、打压人权的时代,有些受害者可能会自认倒楣,接受命运的安排。但Norman的心里从不顺从无理的政权,她说:“是的,但这不是我的想法,也肯定不是我父母、那些在身边──在社区、学校、教堂──养育我的人们的想法。”

然而,成长于这种时代背景下,Norman的自信有否受到限制?多少会有吧,但幸运的是,她遇上了音乐。不论社会现实如何压抑,她发现:

“音乐给予人们梦想的空间(The music gives you space to dream)”

对一个更公义、民主社会的种种坚持,因着音乐所撑起的心灵空间,因而得以安放、安处。因此,Norman不只强调艺术教育(arts education)一定要成为中小学学习的组件,她更身体力行,在家乡成立了自己的艺术学校(Jessye Norman School of the Arts),以帮忙有经济困难的中学生学习音乐[3]。


图片│AP(达志影像提供)

“我们要领受自己的礼物”实现梦想的前提

当主持人问 Norman 跟朋友坐在隔离政策所不允许她坐的餐厅时,她可曾恨过白人/白色的压迫力量?Norman 回忆自己才五岁的时候,当她在火车站的隔离区走到白人区,她心中便冒出“我总是认为隔离政策是愚昧、笨拙、无用的!(I always thought the segregation was stupid and foolish and useless!)”

这对任何人来说,才五岁的 Norman 的想法令人惊奇。毫无疑问,Norman 全家都十分投入民权运动,其长兄是致力消除种族仇视与歧视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WACP)的青年部主席,父母也是该会成员,并接受组织的经济援助 [4]。这一定影响着 Norman 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然而,她对自己人生的想法从不只是单纯受到当下的境遇所限制(如得不到公义,我就不自由):

“这些压迫不在我心中,亦非在我灵魂之内,那都只发生在我之外(The oppression was not in my mind, it was not in my spirit, it was something that was happening outside of me.)”

因此主持人追问:“黑人文化深受爵士、蓝调及摇滚音乐影响,投入这类音乐不是比在歌剧中,更能表达妳的政治理念吗?”这问题有言外之意,因为我们都知道,歌剧总是代表某种中产阶段以上的优越,由白人的歌者与乐手组成;所以,一个不被允许在歌剧院演出的黑人却拥抱这个文化象征,而非投身由黑人在酒吧演唱的爵士乐,是十分冲突、或容易惹人诟病的。

Norman 的回应再次显示出她的思考是超脱的另一层次:“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更能表达政治理念)⋯⋯”

“因为一个人必须领受他自己的礼物(one has to understand one’s own gifts.)”

她自述没有那种传统黑人福音歌手的音色,她个人亦没有钟情于流行音乐,但在“自己的时空”里,刚好小时候每周六下午打开收音机,她听着大都会歌剧(Metropolitan Opera)频道,由资深广播者 Milton 给听众详细解说一出出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剧目,而她从不认为自己“听不懂”,且在学校或在教堂的音乐课堂上,她总是有一把很大的嗓门。

简言之,Norman 从不认为方法只有一种,而要实践自己的理念,最重要的也许是先领受属于我们自己的礼物。这份礼物──对她而言,在其时空下,便是声乐──被接受以后,便能够让我们抽离于二分的观念世界,以自己踏实的脚步,(也许以绕路的方式),实现理想。可见拙文:你是追逐梦想,还是实现梦想?

在她的自传中 [4],她提到歌者(相对于器乐)有一种不同层次的“责任”:我们有文字(We have words)。若是把这种艺术修为连结至她政治观,即这个“文字”的责任,我试着把它理解作“发声,发言”──声乐家就像民权的抗争者,他不可能打模糊仗,在情感上自相矛盾,或在理念与论述上不清不楚,他必须清楚自己在争取甚么(文字),为何而战(歌唱)。

好比面对在歌剧圈内,女性歌者是否会受到男性不会受到的评断,Norman 激动表示“当然!”,这些故事她听太多了,如服装设计师在接触歌者前就先设计好裙子,使得后来只想找能穿得下的“身材姣好”女高音,换言之,我们更在意女性的外表,多于她们的声音实力。同样在 2014 年,当时 27 岁的爱尔兰次女高音 Tara Erraught 在英国演出理查·史特劳斯《玫瑰骑士》一角时,就被英国乐评人 Rupert Christiansen 评头品足其扮相,当时就闹上国际乐坛,教着名的抒情女高音卡娜娃(Dame Kiri Janette Te Kanawa)也站上战线,反击这种对女性身材的性别霸凌 [5]。

面对这则乐评,Norman 露出自信的微笑:“他们写了,但亲爱的,我才不读它,我也不需要它(Well they might write it, but darling I don't read it, I don’t need it.)”,她继续说:“我知道在某次演出中,有没有达到我自己的意图与理想,因为我是把我所能做的全部给予。如果这无法让某些坐在那边但没有付入场票的人(讽指乐评家)满意,那又怎样?他们是谁?他们不是我的朋友家人,又没有跟我共事过,也不是指导我或影响我生命的人⋯⋯那么,这个人说了甚么又有何重要?”

Norman 的自信,甚至是傲气,不过在传达一个期待,期待一个能就种族主义问题,作真正、坦诚、开放对话的社会。面对这一无法忽视的主题,她相信在身为“人类”的共同基础与土地上,人们要以寻常的沟通、彼此了解、明白彼此之间确实有文化差异,才能尊重地求同存异。或仅就性别议题也好,她认为一生里只跟两位女性指挥家合作过,本身就是荒唐与无理的!因为这几乎等同指挥家都是男性主导。因此,她明言,女性应得一个有别于以往的社会对待方式,并毫不忌讳的说:

“我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头政治动物(I am a political animal in every sense.)”

看到这里,Jessye Norman 的伟大胸襟与,已经让下文的心理学理论点缀变得多余,或许我们先憩息于她的个人特辑〈A portrait〉,欣赏她如何以戏剧女高音的圆满与激情,演唱华格纳(Wagner)在《崔斯坦与伊索德》第二幕的〈爱之死〉(Liebestod)──

Jessye Norman 给我们的三份心理学礼物

是时候总结 Norman 的三份礼物:(1)音乐于成长的必须性、(2)自我的礼物、(3)政治动物的自信。我用三个精神分析的理论作点缀式回应。

(1)音乐于成长的必须性:一个精神生命的庇护所

面对一个需要去抗争的外在现实,精神分析师 Kristeva 强调我们需要各种艺术形式,以让人们所爱的、所失去的、所坚守的,能转化为一种对时代创伤与消沉意志作出安顿与慰藉的精神庇护所(Norman 所称的梦想空间):“我们活着,是因为我们有精神生命,有一种内心空间,一种内心深处的意识,它使我们能够承受内在和外在的打击,那些心理或生理上的创伤,和来自社会与政治的打压攻击。”[6](见〈给香港少年少女〉)

即使不谈政治创伤,只谈小孩寻常的成长路上,面对到的测验考试、同侪关系、校园霸凌、性别困扰、恋爱烦恼⋯⋯音乐,古典或流行的,又何尝不是伴旁我们日夜的精神庇护所?

(2)自我的礼物:领受它,别怕!

相信是因着音乐的“精神庇护所”,使得 Norman 认为“这些压迫不在我心中⋯⋯那都只发生在我之外”,让外界的残酷归于外界,让内在的花园继续开花。她的花园是由音乐搭起的,虽然当时黑人的演唱之路茫茫然,但她早已着迷于电台的歌声,以及记得自己有把大嗓门。

于儿童的临床经验也会发现,那种对某个事物的早期兴趣(fixation),其实往往成为了人们日后的成就基础 [7]。如果因为身心问题而卡关,我们会用心理治疗来协助这个能量得以继续发展,免得走向状症;而一旦它顺利发展起来,那些彷佛来自本能深处的技能,社会大众则称为“天份”──老天给的一份礼物。

但即便是天份,只要当年 Norman 害怕起外界的种族问题而不敢放声高歌,再美的花也会枯萎。因此,领受它,别怕!

(3)政治动物的自信:在关系中自在地做自己

有些人认为 Norman 很“做自己”,才能在节目上侃侃而谈她对某些乐评人的不屑,然而这其实是个美丽的误解。社会上常听见的“做自己”,彷佛是叫人不拘泥礼貌、不用符合规定、不管他人感受,我们要扬弃“假我”(false self),活出“真我”(true self)就够。然而,精神分析师Winnicott发现的正好相反:一个人要能够好好的感到真我的活着并享受之,其实需要一个够健康的假我组织,它以礼貌的社会态度,或感情不外露的方式,表达其内心的想法!

一如 Norman 并非“任性地做自己”,她符合歌剧演出者能力的要求,并且是顶尖的那位。而面对种族隔离政策和具性别攻击的乐评,她不需要告诉别人她多受伤、多恨、那个人多糟⋯⋯她是温柔又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那是愚昧、笨拙、无用的”和“我才不读它,我也不需要它”)而已。

“假我”要足够健康,就要有够好的认同基础,一如 Norman 所身处的好黑人家庭与社区的照顾。如果任由“真我”乱枪扫射,那只会造成灾难(即使我们很可能会同情他的遭遇)。假我的必要,在于社会上的位置或成就,是无法单靠真我来获得或维持的,即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我们总是共处于家庭、社区、国家等群体之下 [9],与他人的关系间“做(有点假但健康的)自己”,换言之,真我总是在关系中,才能以假我的方式来定义与感受。因此,只有一再保持关系,作沟通的意愿,面对那些不和、异议、冲突,才有未来与真我的达成可言。

Jessye Norman 其中一段最令人动容的演出,是演唱亨利·普赛尔(Henry Purcell)的《Dido and Aeneas》中 Dido 一角的悲叹〈当我长眠大地〉(When I Am Laid In Earth),当中最后两句歌词: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请惦记我,请惦记我
But ah! forget my fate  但⋯⋯啊!忘记我的命运

世人一定会惦记 Norman 的。也许未来,因着社会的进步,正义的伸张,我们会忘记她身为黑人所受的命运,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她面对命运的态度,那无价的礼物。


图片│Youtube 影片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