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保证的事,不一定能达成。我们难以填饱的胃就是证据。爸爸只能把要充公的蛋偷拿回家,我们才能饱餐一顿⋯⋯。

文|朴智贤、徐琳

祕密保守得很好,我们家的阶级虽然因为“反逆事件”而受污,但并没有对十六岁那年的我产生任何实质上的影响。我唯一要面对的压力就是学业成绩。尤其是革命史这一科,我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失误。其他科目,例如世界史,完全不重要,因为不打分数。我必须在期末考考出优异成绩才有机会进大学。深怕自己表现失常,所以我花费更多的心力在课业上,尤其我野心又特别大,梦想着进入平壤大学就读。那是我的终极目标,是让我晋升“菁英行列”的门票。推荐阅读:北韩女子的真实故事:那天,我母亲揭露自己的“反叛者”身份

这一年我们花很多时间学习党的思想。金正日刚刚发表了一篇名为〈“主体”概论〉的论文。主体是金日成统治时期,首次于 1995 年提出的一套思想体系,迟至 1982 年才化为文字出版。根据这套思想,我们是被选上的民族,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他是这个民族的领导人,他会替我们指引道路。不论你是待在家里的大妈,或是在外工作的父亲,所有的人都要牢牢背诵。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影印机,我想办法弄到一本拿回家,用黑色墨水,手写抄录在我父亲特意存下来给我们在家里做功课用的纸张上面。这本书摆在大会堂的书柜里,旁边另有二十来本其他的书——清一色都是关于金日成的出版品。我从来没见过这位英雄本人,但我对他和他家人的爱戴是绝对的,而且我知道他们值得我尊敬,因为我欠他们一家人的,比欠我父母的还多。

对十六岁的我来说,成绩优异并不只是把〈“主体”概论〉背得滚瓜烂熟而已,还要辅以朗诵艺术。我们必须把文章大声朗读出来,言词流畅无碍,并适时地加上抑扬顿挫。学校举办亲师会时,老师也必须对着在场的家长朗声读出给学生的评语。成绩优秀的学生名字会贴在墙上,而且是在眼睛高度的显眼位置上。幸好姊姊、正镐和我的名字一直都在墙上,我父母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但总有一些学生位列“待改进”的一群,他们个别淡然地恭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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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每天都大同小异:念书、擦窗户、为校舍墙面刷油漆、收集柴薪、学习操作手枪——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一定要预先做好准备。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我交了一个新朋友池惠英。她在班上成绩很差,每周的批判大会上,总是被导师指着鼻子骂。看着她不知所措,哭成泪人儿的模样,我心里很难过,所以主动提议指导她做作业和复习功课。不知不觉中,我师法了姊姊为我树立的典范,她就是这样帮我的。

在校方的眼里,我的身分最早是“明实的妹妹”,而后才变成智贤自己,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有些受宠若惊。一天,放学回家时,姊姊带了一本自己亲手抄录的数学教本回家。我知道那本书全校只有一本,她花了好大功夫抄写,然后带回家帮我补习。这纯粹出自内心的慷慨和好意让我好感动,时至今日,我依旧认定我后来数学能够这么好,都得感谢她,感谢她的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延伸阅读:好女孩症候群:害怕被人讨厌,是因为妳也不认同自己

因为我替她复习功课的缘故,惠英的成绩慢慢进步,我们之间的友谊跟着加深。惠英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大,所以得承担很多的家事。她的父亲三年前被政府外派到俄罗斯,她的母亲跟我母亲一样都是大妈。政府派驻俄罗斯的人,出生成分肯定非常好,而且一定是党员。

“妳父亲在外国工作啊!”一天下午,做完功课后,我羡慕地对她说:“他在俄罗斯做什么呢?”

“呃⋯⋯我也不是很清楚,他从来没有提起过。我只知道他住在俄罗斯。老实说,他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关系,政府送了我们一台彩色电视机,还有好多俄国制的笔记本和铅笔,妳能想像得到吗?他一定非常卖力工作,我们才能得到这样的回报。总之,我真的非常以他为荣!”

她父亲出发之前,国安单位要求他们一家人签下保密协定,所以惠英很少谈及她父亲的事。我很想知道没有父亲在身边,她是怎么想的,只是我一直找不到机会问她。我们很要好,照理说应该会互吐心事,只是中间横着一纸保密协定,又害怕隔墙有耳遭人检举,所以就算是最要好的朋友也没有办法完全交心。

虽然我们的日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规规矩矩,毫无差池地继续着,我却注意到自从姊姊申请工作失败之后,家里的气氛一日不如一日,父母口角变得频繁。难道说父亲后悔当初没有娶一个同等阶级的女人吗?或者他是在气自己没能及早明白孩子的将来会因此受到牵连?总之随便一件小事他们都能吵起来。

“明实的爸,我再也弄不到足够的粮食了。连一小块豆腐,都得拚了命才能拿到。”一天晚上,父亲下班才踏进家门,母亲便抱怨。延伸阅读:什么是真正的国际观?三场你一定要看的 TED 演讲

“妳在说什么啊?什么,没有足够的粮食?要拚了命才拿得到,真是胡说八道!党向我保证过,一定有足够的粮食给每一个人!我不要再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了。”他大声说完后离开厨房。

随后,彷佛酒能让他忘却一切烦恼似的,他走进房间开始喝酒:“现在她连我们该有多少粮食,都算不清楚了⋯⋯她变了,变得好吃懒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他一边咽下第一口玉米酒,一边嘟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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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变得益发艰难,比起清洗公寓外墙,母亲更加操烦的是每天晚上的那顿饭。一天晚上,父亲下班回家,我预期着又要上演每日惯常的夫妻吵架戏码时,他悄悄地钻进厨房,手上抱着一只背包,那模样活像是抱着一个婴儿。背包外层是黑色的帆布材质。幸好那天晚上没有人看见他走进公寓;大妈都在自己家里忙着做晚饭,所以公寓大厅没人。尽管如此,他还是警觉地回头四处瞧,确定没有人看到他后才关上家门。因为他的举动太不寻常,我们全都跟了过去,想知道背包里面藏了什么。他摆摆手示意我们不要出声,然后把背包放在厨房桌上,从里面拿出鸡蛋,一个接着一个:五十颗雪白的鸡蛋。他小心翼翼地把蛋放在背包旁边。看着这幅情景,母亲难掩兴奋之情,她把鸡蛋捧在手心里,数了一遍又一遍,然后通通放进一个大海碗中。连我,两眼也只看得到那些雪白的蛋壳,我这辈子从没看过这么多鸡蛋,看得我目眩神迷。

“我们该拿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母亲神情忧虑地低语,瞬时打破这几秒钟的静默。

“是罗南的一家农场给的。他们感谢我帮忙他们工作,所以送我的。我知道严格来说我没有权利拿,这是属于国家的,但我拒绝不了。”

“所以这是违法的喽?”我颤抖地说。

“是的。万一给邻居看见了,或是听见了,到警察局去告发我们,我们会立刻遭到逮捕。”

喜悦之情仅维持了短短一刻,恐惧接着笼罩我们一家五口所在的厨房。

“可是,爸爸⋯⋯。”姊姊嗫嚅开口,拦截父亲目光的焦点。

“用水煮,全部煮掉,现在马上。然后一口气通通吃掉。”父亲口吻坚定地说。

回家的路上,他都已经想好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带了五十颗鸡蛋回家。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但语气坚定异常:

“这事绝不能传出去。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吃鸡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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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把门锁上,因为她知道邻居向来不会先敲门,就直接进来了。我们关了灯,母亲烧水煮鸡蛋。我们待在黑暗中,在家里的起居室里等了整整十分钟,听着锅里蛋壳互相碰撞的声音。煮好之后,母亲把装了蛋的碗放在起居室一隅,以平静的口吻对大家说:

“——一人十颗。”

她话才刚说完,我们立刻争先恐后地开始剥壳吞食。我们都很饿,就算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也值得。我们默不作声地吃着,彷佛这是一场神圣的仪式,彷佛只要一出声就会破坏鸡蛋的美味。每回拿出一颗蛋敲破蛋壳的时候,正镐、姊姊和我就会互相交换满足的眼神。父亲不止一次把手指放在嘴巴上,示意大家小声一点。他其实不需要反覆提醒我们,我们全都很清楚,如果被隔壁的张太太听见了会有什么后果。

正镐头一个吃完,等姊姊和我也吃完自己那一份时,全家人都撑着鼓鼓的肚皮,幸福地彼此相望⋯⋯我们就这样动也不动地待在那里,若不是父亲发话了,可能还会这样待着好长一段时间。

“蛋壳怎么办?”他烦恼地问。“要怎么销毁?”

这个问题问得全家人措手不及,大夥儿呆了好几秒钟。把鸡蛋带回家吃下肚,父亲已经设想得天衣无缝,就是没想到还有残留的蛋壳。我们睁大眼睛望着爸妈,期盼他们能尽快想出办法。

“用研钵磨碎了,然后扔进火里烧掉!”话还没说完,母亲已经抓起研钵。

剑及履及,几分钟后蛋壳全化成细灰,朝火焰撒下。接着母亲往火里加一根柴。天衣无缝。完美犯罪。

这种吃得饱饱的满足感⋯⋯在北韩生活的三十五年里,我仅仅感受过两次:八岁那年,父亲带了歌梅姬餐厅送的面包回家那一次,以及这一天,一口气吞了十颗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