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北纬 38.5 度以南,或是以北,就会决定你的价值观、思想,还有敌意,而过上完全不同的人生。

文|朴智贤、徐琳

智贤经历的一切很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她与我年龄相仿,说同样的语言,一样爱吃泡菜,而且也是韩国人。她为了脱离暴政、保护家人,先逃到中国,十几年前才获得英国的庇护。我呢,差不多在这同一时期,我因着父亲工作调派的缘故,移居伦敦。我没有像智贤那样,涉水横渡图们江,或是长途跋涉挑战蒙古沙漠,但我来回穿梭诸多国之边界。每回穿越国界,韩国籍的身分认证就像是乌龟身上套着的那层壳,跟着我一路从一个国家入境另一个国家。智贤来自北方,我来自南方,却有同一个认同:我们俩都是韩国人。光这一点就足以连结起我们。

记录她在北韩那段日子的同时,我接纳了她的观点,走进了她的内心世界,我变成了“她”。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故事,但童年、死别、苦痛、梦想却是相通的。智贤描述北韩人权状况的同时,我因为自己出生在“好”的那一边,内心的罪恶感油然而生,压着我手中的笔;我听着她回忆自己的童年、家庭、工作、囚改营、奴隶般的生活和逃亡,我记录着,焦急得想串连起这两条人生,给出连结,做出修补。我们俩都强烈地渴望告诉这世上的其他人,假如这个国家没有分裂、没有遭到日本占领、没有爆发韩战,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女性?无论如何一定要掀开那神祕面纱,揭露事情的真相。我一定得写出来。推荐阅读:“我被引诱到韩国,被逼迫诋毁自己的国家”脱北女孩的陈述

2014 年,曼彻斯特,我和智贤的第一次相遇,缘于国际特赦组织(International Amnesty)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担任口译的朋友临时有事,紧急情商请我代班:工作内容基本上是用韩文访问智贤,再把她的回答用英文誊写下来,赶在近期将推出的纪录片《另类访谈》(The Other Interview)上映之前交稿即可。我不是专业的口译人员,因此不禁有些焦虑,但真正令我紧张的是别的:和北韩人对谈?不会有危险吗?不是禁止的吗?万一她是间谍怎么办?我一边努力试图解答内心的疑问,一边填写国际特赦组织的表格,接下了这份任务。有一股无法名状的东西敦促着我接下它。跟着特赦组织团队一同从伦敦到曼彻斯特的车上,纪录片导演向我简报了这项计画,然而,在我内心播放的却是另一部影片。


图片|来源

我彷佛回到 1976 年我们家在首尔的公寓,小时候房间的墙面,墙上的海报:鲜红的底色上一只紧握的拳头,挥舞的拳头上是大大的几个字:“打倒共产党”,这张海报获得了我们那区小学举办的反共海报竞赛银牌的殊荣,底下还有我的名字徐琳。每个月十五号宣告战争演习开始的警报声——1953 年韩战结束后施行的措施—又在脑中响起。每次演习,生命彷佛静止:街上不见车辆、操场没有孩子奔闹。直升机在天空轰轰飞过,家家户户躲进自家公寓楼房的地下,专为躲避空袭而预备的防空洞。首尔形同空城,二十几分钟后,一切回归常态,彷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出身自外交官家庭,我很小的时候就对“另一个”韩国的存在非常敏感。当父亲被派到非洲任职时,整个城的南韩外交圈大概总共就那么三、四个家庭,照理说北韩外交团的人员也应当差不多,或许少一些。总之非常难得看到“他们”——就算在超市碰见了,也不过短短三分钟——因为他们很少出门,而且总是团体行动。

那是我跟北韩人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彼此外型相似,感觉上彼此间的距离却是好遥远。母亲告诫我,千万不能跟他们交谈,一定要紧紧拉住她的手,随时紧挨着超市手推车,免得被绑架。当我们开车行经他们身旁时,我总是狠狠地瞪着他们。心里虽然害怕,但起码我人躲在车窗里头啊,他们不能对我怎么样。在我的认知里,北韩人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结果他们竟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扣除掉这些不期而遇,非洲的生活对一个韩国女孩来说是很棒的人生经验。一双单凤眼,一头乌溜溜的直发,对某些人来说,我怎么可能不是李小龙或成龙的远房表妹呢;相对地,在另一些人的眼里,我来自一个勤奋的国家,经济“奇迹”的典范。家门口总是国旗飘扬,我梦想着将来成为我们国家的总统。我在法国的多数朋友并不了解南北韩的不同,就某种程度来说,这样也不错:我是韩国人,在我的想法里,韩国指的就是南韩。北韩不属于“我认知”的韩国。

1979 年,我十四岁,父母亲告诉我朴正熙总统遇刺身亡了。我母亲泪流满面。我也觉得悲伤,只是不清楚为何伤心。历史的觉醒慢慢在我心底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