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肆虐下,家对某些人来说,未必是最安全的场所,他们必须同时面临暴力与疫情的威胁。我们感觉正在失去对生活的掌控,而当人们无法面对这种情况,就可能将这口气出在受害者身上

许多让人不敢直视的电影片段是这样演的:一大清早,她蹑手蹑脚地逃出与男友的同居处,分区员警帮她量了体温——正常,却没发现她藏在口罩下的伤痕与恐惧。她用尽全力往前跑,空荡荡的马路,并没有让她感到安心,相反的,等待车子来的这段时间,是她这辈子经历过最漫长的时光,“她深怕再慢一秒,他就要追出来,把她拉入身后的地狱”。回想几个小时前,她遭遇到人生第一次的暴力相向,仍忍不住颤抖。

面对想出门喝酒的男友,她好声劝阻,毕竟防疫关头,待在家是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男友最后选择留在家,酒却是愈喝愈闷,在灌完一整瓶烈酒后,男友失控地掐住她,使命地将她的头来回往墙上撞,好似这么做,自己郁闷的心情能得到释放。不幸的是,这不是什么虚构的电影场景,而是真实发生在中国的事件。

对于他们而言,“回家”不等于“安全保障”

这名来自中国的女子没有将事情告诉父母,因为怕他们担心,更怕他们不支持自己,毕竟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家丑不外扬、息事宁人”。而她虽选择报警,却也不顺遂,公权力劝她“他工作那么好,妳这样做会毁了人家”、“就算分手,也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在众人眼里,被拳脚相向的受害者只要不够“宽宏大量”,便成了恶毒、不念旧情的加害者。

她将自己的遭遇放上网路,获得大量的回应与转载。第二天,深圳南山公安官方微博公告,对施暴者行政拘留 5 日、罚款人民币 200 元,并对警方的消极应对,向被害者道歉。

面对这样的不幸,令人不禁想问“有多少人像她一样呢?”“她逃出来也站出来了,其他人呢?”

在武汉肺炎的发源地中国,相关数据已显示家暴事件随着居家隔离措施而增加。北京一个妇女赋权非营利机构“为平”的共同发起人冯媛就指出,他们所收到来自家暴被害人的求助询问,比实施居家隔离前多出三倍;而位于湖北省监利县的反家暴公益组织“蓝天下妇女儿童维权协会”也发现,该组织今年 2 月服务的家暴事件共有 175 起,大约是 1 月的两倍,更是 2019 年同时期的三倍多。

随着家暴事件频传,相关的报导与讨论也开始增加。截至3月中旬,主题标签“ #AntiDomesticViolenceDuringEpidemic”及“#疫期反家暴”在新浪微博上已有超过 1.4 万次讨论。

事实上,不只在中国,“防疫期间待在家,让家暴事件增加”就如同新冠病毒,已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在亚洲,根据新加坡“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统计,今年2月该协会求救热线接获的家暴事件,比去年同时期成长 33%;澳洲人新南威尔斯州(New South Wales)家暴慈善组织“女性安全”(Women's Safety)则指出,该组织近来接获的救助谘询量增加 40% 以上,其中逾三分之一与武汉肺炎疫情直接相关。

在欧美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从义大利到德国,从美国到巴西,许多第一线社工、谘询人员与政府部门,都注意到家暴事件的急速增加。而在许多电话求助的家暴通报案件减少的地方,透过简讯或电子邮件的求救讯息却激增。我们不知道,每一条讯息是累积多少的恐惧后发出,也不知道每一封电子邮件是承受多少伤痛后寄出,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他们而言,“家”已不再是最安全的第方。

武汉肺炎肆虐全球,美国各州先后宣布“禁足令”、义大利政府官员拍影片痛骂不乖乖待在家的人,而在台湾,政府也呼吁民众清明连假期间尽量不要去人挤人。我们相信,减少出门、避免群众聚集是有效且不可或缺的防疫措施,但当所有人全神贯注地压制疫情扩散时,我们是不是也该确保这些“保命的做法”不单单针对病毒,也针对其他形式的剥削与伤害呢?


Photo by engin akyurt on Unsplash(此为示意图)

施暴者将“待在家”化为利刃与盾牌,找回“权力与控制”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全球三分之一的女性曾经遭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对待;在家暴事件中,受害者虽然涵盖所有性别,但女性受害者仍占多数。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并进一步指出,平均每一天有 137 名女性在她们家人手中丧命。

美国国家家暴热线(NDVH)的总裁 Katie Ray-Jones 表示:“我们知道家暴根基于权力与控制。而现在,我们正历经对生活失去控制的阶段。此时,无法面对这种状况的人,会将这口气出在受害者身上”。

换句话说,工作被迫暂停、无法外出,使得许多人觉得自己无法控制原本的生活,长时间待在家,更加深了这种“失控”的无奈与挫折。无法忍受这种“失控”的他们必须,透过施展“权力”找回控制力,而此时的“权力”即“暴力”。所以,我们看见新的家暴事件,也看到过去已有施暴纪录的加害人更加频繁、更为凶残地使用暴力。

雪上加霜的是,家暴情形除了因“居家防疫”、“远距上班”等措施而更为严峻外,受害者也因此失去求助的机会与管道。在过去,许多受害者会等待“最佳时机”寻求协助,例如加害者出门工作、小孩出门上学、朋友打电话来时,然而,当施暴者被总是待在家,不仅能肆意施暴,更能时无刻监视被害者,尽情享受藉由暴力拾回的权力与控制。更有甚者,施暴者会利用受害者对感染肺炎的恐惧心理,牵制后者的行动。

《时代》杂志的一篇报导指出,一名美国家暴受害者表示:“我先生不让我离开家,他自己有些感冒症状,声称若我出门不是传染给其他人,便是将病毒带回家,但我觉得这只是他想孤立我的藉口。”这名受害者的先生更威胁她,若她开始咳嗽,就不让她回家。一边是待在家被施暴的疼痛,另一边是前往医院感染肺炎的恐惧,夹杂起来,更是充满矛盾与无助的心理压力。施暴者成功将肺炎化成阻止受害者脱逃的高墙,把“禁足令”神化为受害者的“护身符”。

联合国妇女署亚太区人道主义与灾难风险顾问 Maria Holtsberg 说:“危机总是让性别不平等恶化。”(Crisis always exacerbates gender inequality.)当武汉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我们必须清楚知道,这不只是卫生议题,也是性别议题,当我们不断呼吁身边亲朋好友“待在家”时,或许更应该细腻地关怀身边的人,是否找到了真正的“安身之处”。

蔡英文总统在敞厅谈话中,向大家信心喊话,她说:“我们的国家,值得我们更有自信。我们会全力以赴,控制疫情,保护国民。”当台湾作为全世界效仿的防疫模范生时,我们也不该忽略那些因为疫情加深的性别暴力,才能真正的“保护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