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外头战争在打，政权迁移，也没想过自己的幸福会因此消灭。然而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失去丈夫还来不及伤心，就得烦恼养活孩子⋯⋯。
文｜沈秀华
张杨纯（宜兰人，其夫张云昌，花莲人，小学老师、苏澳台湾水泥厂职员，二二八受难者）
采访时间：1995 年 8 月 1 日
采访地点：宜兰罗东张宅
口述语言：福佬话
我在厝叫阿纯，叫杨阿纯，民国 8 年出世在宜兰县三星乡尾堑村，我有二个阿兄，二个小弟，一个阿姐，一个小妹，在厝我排行第三，阮厝有许多田，生活都是靠收田租，生活情形不错，不用烦恼什么。
阮阿兄和小弟都读到真高，我二个小弟公学校毕业以后，就去日本读册，读到高中、大学毕业；我、阮阿姐、小妹都读到大洲公学校毕业后就无再读，以前查某囝仔都不太能出去读册，另外阮那里无高等学校，要读高等学校还要过溪来罗东读，真麻烦，而且以前的人也较无爱读册，所以阮姐妹都只读到公学校。
图片｜来源
未出嫁前的生活
我未出嫁前，在厝都不用做事，小时是不会做，等到十几岁时，阿兄已经娶某（太太），厝内代志阿嫂会做，也不用阮做，而且阮厝也请一个长工来摘菜，喂二只猪啦，我公学校毕业到出嫁前都在厝，也无做什么。
我是二十岁时结婚。彼时阮妹妹刚刚要自大洲公学校毕业，宪明（张杨纯女士的长子）的爸爸（指张云昌先生）也刚被分发去大洲公学校教册，伊看阮妹妹生得可爱、可爱的，别人就对伊讲，阮妹妹还有一个姐姐未嫁，伊可以娶阮妹妹的姐姐，其实那个人就是讲我。
有一日，我和阮堂姐去看马戏，宪明的爸爸也在那里看，别人就跟伊讲我也在那里，彼次伊就有看到我，彼时我也不知道伊这个人，也不知道我自己给人看到，后来伊就叫大洲公学校校长的太太来作媒人，真有趣哦！也无熟识，也无走一下（指出外约会），就来问阮老母，要娶我，阮老母后来也答应这件亲事。
阮彼当时的人无像现在的人要先熟识一下才肯嫁，阮老母讲好，就讲好，阮老母是想我又不会做工，若嫁给田庄的人，都要做田，我会吃苦，当时我也无想要那么早嫁，但是彼时刚好是日本和中国相战的时，日本会在台湾征召一些查某囝仔去战地做看护员，所以彼时的人都要把查某囝仔早早嫁出去，才不会被叫去战地。
我一直到订婚当天才看到阮头家的人，之前只有看过伊的相片，阮订婚后一个月了，伊都还不敢来阮厝，后来是学校内其他的老师找伊同齐来阮厝做家庭访问，伊才敢来阮厝，当时伊来阮厝，我还不敢出来见伊，真趣味，跟现在的人比起来，实在是天和地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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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尊重的夫妻
我跟阮头家结婚前，我会惊，我又无真熟识伊，伊是静静的人，我也是静静的人，我惊阮会无话可讲。阮是九月订婚，农历过年结婚，彼时学校无上课，伊才有时间准备结婚。阮结婚以后，就住在学校宿舍，只有阮二人而已，“阮大家”（婆婆）他们都住在花莲玉里（张云昌先生是花莲玉里人）。
结婚以后，阮的生活是平平地过，阮也未曾相骂，伊是老实人，对我不错，伊不是真爱讲笑，但是有什么代志都会跟我商量，伊是爱看册的人，闲时都在看册，伊不会煮饭、煮菜，所以伊也未曾帮我煮饭，我刚嫁去时，我也不会煮饭，真艰苦，要慢慢学。彼时厝内买卖都是我在处理，伊的薪水都一直交给我处理，阮头家是师范毕业，薪水较高，一个月四十块，算不错，彼时警察的薪水才二十五块。
我结婚以后真快就有囝仔，阮过年结婚，十月就生宪明，我未曾带过囝仔，不会带囝仔，一有囝仔以后就感觉真无闲，后来就请一个十一、二岁的查某囝仔来帮我看囝仔。后来阮在大洲住年余，伊被调来利泽简和罗东教册，阮就搬来罗东住。
阮二人都真惜囝仔，后来阮总共有四个查甫和一个查某囝仔，到伊二二八出代志时，阮结婚足年九年，我感觉这九年的生活是真快乐！
生活也无欠人的钱，也无存钱，宿舍都是学校租给阮住，阮从来未曾相骂、也未曾讲话大小声，顺顺啦就是；下班时间，阮那些囝仔一群都会站在门口等伊回来，叫爸爸，伊回来以后就会和那些囝仔讲话，我是要煮饭。暗时吃饱，有时阮就听收音机，伊会“讲古”（讲故事）给那些囝仔听，伊跟那些囝仔是真好，伊对阮老母也真有孝，大家都真称赞伊，我是真欢喜有这个尪。
结婚以后，我平时真少出门，只是出门买个菜而已，在厝要顾囝仔、煮饭，真无闲，若有出门就是和阮头家同齐带囝仔出去礁溪温泉玩，不过一年只是出去一、二次而已。“光复”后因为改钱（币值改变），伊教册的薪水不够厝内生活，所以伊就去台湾水泥厂考试，后来考入苏澳水泥厂做福利社的主任，又不知兼哪个单位的秘书。过去苏澳水泥厂以后，因为那边无宿舍，阮头家就苏澳、罗东通勤。过一、二个月有宿舍，阮全家才搬过去住，住十八天就遇到风台，物件都吹走了，只剩一台缝纫机和一包衫，阮就回来罗东，先住在一个医生的厝，后来才向水利组合（如今的水利社）租厝住，彼时差不多是五日节（端午节）后，隔年就发生二二八。
惊人的二二八
因为阮厝前有人在卖菜，中国兵会来买菜，在二二八前我曾看过中国兵，我对中国兵的印象不是真好，他们真爱跟人出价。二二八彼日阮做老师那个小弟来找我同齐去宜兰玩，我就带最小的囝仔和阮小弟同齐去宜兰，阮头家留在厝顾其他四个囝仔，结果那下午阮要从宜兰回来罗东，火车无通，我就对阮小弟讲：“火车为什么无通？以前日本时代是不可以火车无通，除非是有什么事故。”后来阮就坐公车回来罗东，彼时阮也不知道到底出什么代志，阮头家在厝顾囝仔也不知道发生二二八，一直到第二日才听人讲，那里有人被打、有人打人，我彼时听得惊得都破病，我未曾听人被打死，所以听了会惊。
后来过了十几天，阮隔壁有人来劝阮头家去藏一下，听讲兵仔若遇到人会打人，我也曾劝阮先生去避一下，但是伊讲：“不会有代志，我做的都是正当的代志，公事归公事，私下我未曾跟人冤家。”彼时阮头家因为感冒，向水泥厂请一个礼拜的假在厝，厂内若有代志，伊就去处理一下。彼时水泥厂马厂长出差去台北还未回来，无人可发薪水，所以水泥会社就要阮头家去台北找马厂长回来，但是伊常常包袱准备好了，车又无通，所以台北就去无成。
三月十六彼日，阮头家感冒在厝，我一个阿兄和一个小弟来阮厝和阮头家“开讲”（聊天），下午二点余，兵仔就来阮厝把他们三人抓走。彼时我刚好在隔壁一个道士的厝，因为有人跟我讲：“叫伊跑，伊不跑，不然你也去给伊铃铃咧（找道士求神问卜，收惊镇煞），看会较平安否？”那天我吃完午饭，就带二个囝仔去找道士要替阮头家解灾。
结果下午二点余我在阮厝后面五十公尺远的道士的厝，我听人在讲，水利局宿舍围真多的兵仔，彼时我也无想到是阮厝，等到回来到厝，看人无去，钱也被拿去，脚踏车也被牵走，要哭也不会哭，不知道要怎么办？听人讲人是被带去苏澳，我就赶紧和请来阮厝照顾囝仔那个查某囝仔，作伙坐火车到苏澳，一出“火车头”（火车站），人都憨去，不知东西南北，也不知道要走去哪里，走无路，在那里站真久，刚好遇到阮隔壁也在水泥厂做代志那个查某囝仔，伊一直对我讲：“回去啦！回去啦！你一个人也抱不回来，回去啦！”伊大概下班经过苏澳白米桥有看到阮头家被打死在那里，后来我就和伊搭同一班车回来罗东。
第二天透早，我一个小弟和我二个囝仔的奶母的囝仔和我一个隔壁的人，三个人去借一台“里阿卡”（手拉车），将阮头家自苏澳走路拖回来罗东。伊回来时，面还真好，回来到厝还在流血，彼时我叫一个医生朋友来帮伊洗，帮伊包，亲像包伤那样，伊尸体后面在心脏所在有二刀，是被枪尾刀所杀的，后来隔一暗，三月十八（农历二月二十六）才把伊埋在广兴，那天我最小的囝仔刚好满六个月。
彼时我心情真艰苦，不会讲话，也不会哭，我是现在才讲，以前心肝若想到伊被打死的代志，我就快把心肝转去别的所在，不要去想，我要养这些囝仔，不可以烦恼，若想到心肝就像强强要被剥去，真艰苦。
伊出代志时，厝内也无留什么钱，也无一间厝，阮大的囝仔才十岁，最小的刚好满六个月，咱们正经讲，咱们也是有遇到贵人帮助，后来生活才能想办法过。
阮头家以前一个学生的厝内在开布店，店内有叫裁缝师在做长衫（指旗袍），阮头家出代志以后，这个学生的老母就来阮厝鼓励我去做衫，不然囝仔这么多个要怎么生活。我讲我不会做衫，伊就讲伊可以请伊店内的师父教我，后来我就去伊店内，师傅剪三件长衫给我看，我就回来厝试做一件，他们讲做得可以，我就开始拿布回来厝做长衫。
这样过一年，阮就回去花莲玉里“阮大家”（婆婆）那里住，是“阮大家”要阮回去住的，我的老母也讲：“这些孙子这么大群是他们张家的，他们既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后来在玉里住快一年，三七五减租，田被征收走了，生活过不去，阮又回来罗东。
回来罗东以后，阮就租一间厝，一个月还要付五十斤米钱的厝租，生活真艰苦，就继续帮人做衫、做裤，若有衫可做，生活就可以过，若无衫可做，生活就过不去。彼时透早四点钟就起床剪衫，老大和老二，二个囝仔也要起来煮饭，一天有三件就做三件，有四件就做四件，做好，老大读册回来，就送衫去店仔，老板人真好，钱都准备好给阮囝仔拿回来。
彼时也真甘愿做，尽量做，希望这些囝仔不要给饿着，但是像我这么穷，我也无想到要向政府要求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