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外头战争在打,政权迁移,也没想过自己的幸福会因此消灭。然而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失去丈夫还来不及伤心,就得烦恼养活孩子⋯⋯。

文|沈秀华

张杨纯(宜兰人,其夫张云昌,花莲人,小学老师、苏澳台湾水泥厂职员,二二八受难者)
采访时间:1995 年 8 月 1 日
采访地点:宜兰罗东张宅
口述语言:福佬话

我在厝叫阿纯,叫杨阿纯,民国 8 年出世在宜兰县三星乡尾堑村,我有二个阿兄,二个小弟,一个阿姐,一个小妹,在厝我排行第三,阮厝有许多田,生活都是靠收田租,生活情形不错,不用烦恼什么。

阮阿兄和小弟都读到真高,我二个小弟公学校毕业以后,就去日本读册,读到高中、大学毕业;我、阮阿姐、小妹都读到大洲公学校毕业后就无再读,以前查某囝仔都不太能出去读册,另外阮那里无高等学校,要读高等学校还要过溪来罗东读,真麻烦,而且以前的人也较无爱读册,所以阮姐妹都只读到公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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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嫁前的生活

我未出嫁前,在厝都不用做事,小时是不会做,等到十几岁时,阿兄已经娶某(太太),厝内代志阿嫂会做,也不用阮做,而且阮厝也请一个长工来摘菜,喂二只猪啦,我公学校毕业到出嫁前都在厝,也无做什么。

我是二十岁时结婚。彼时阮妹妹刚刚要自大洲公学校毕业,宪明(张杨纯女士的长子)的爸爸(指张云昌先生)也刚被分发去大洲公学校教册,伊看阮妹妹生得可爱、可爱的,别人就对伊讲,阮妹妹还有一个姐姐未嫁,伊可以娶阮妹妹的姐姐,其实那个人就是讲我。

有一日,我和阮堂姐去看马戏,宪明的爸爸也在那里看,别人就跟伊讲我也在那里,彼次伊就有看到我,彼时我也不知道伊这个人,也不知道我自己给人看到,后来伊就叫大洲公学校校长的太太来作媒人,真有趣哦!也无熟识,也无走一下(指出外约会),就来问阮老母,要娶我,阮老母后来也答应这件亲事。

阮彼当时的人无像现在的人要先熟识一下才肯嫁,阮老母讲好,就讲好,阮老母是想我又不会做工,若嫁给田庄的人,都要做田,我会吃苦,当时我也无想要那么早嫁,但是彼时刚好是日本和中国相战的时,日本会在台湾征召一些查某囝仔去战地做看护员,所以彼时的人都要把查某囝仔早早嫁出去,才不会被叫去战地。

我一直到订婚当天才看到阮头家的人,之前只有看过伊的相片,阮订婚后一个月了,伊都还不敢来阮厝,后来是学校内其他的老师找伊同齐来阮厝做家庭访问,伊才敢来阮厝,当时伊来阮厝,我还不敢出来见伊,真趣味,跟现在的人比起来,实在是天和地之差。同场加映:1920 年代恋爱观:自由恋爱那件小事,却是台湾历史大事

互相尊重的夫妻

我跟阮头家结婚前,我会惊,我又无真熟识伊,伊是静静的人,我也是静静的人,我惊阮会无话可讲。阮是九月订婚,农历过年结婚,彼时学校无上课,伊才有时间准备结婚。阮结婚以后,就住在学校宿舍,只有阮二人而已,“阮大家”(婆婆)他们都住在花莲玉里(张云昌先生是花莲玉里人)。

结婚以后,阮的生活是平平地过,阮也未曾相骂,伊是老实人,对我不错,伊不是真爱讲笑,但是有什么代志都会跟我商量,伊是爱看册的人,闲时都在看册,伊不会煮饭、煮菜,所以伊也未曾帮我煮饭,我刚嫁去时,我也不会煮饭,真艰苦,要慢慢学。彼时厝内买卖都是我在处理,伊的薪水都一直交给我处理,阮头家是师范毕业,薪水较高,一个月四十块,算不错,彼时警察的薪水才二十五块。

我结婚以后真快就有囝仔,阮过年结婚,十月就生宪明,我未曾带过囝仔,不会带囝仔,一有囝仔以后就感觉真无闲,后来就请一个十一、二岁的查某囝仔来帮我看囝仔。后来阮在大洲住年余,伊被调来利泽简和罗东教册,阮就搬来罗东住。

阮二人都真惜囝仔,后来阮总共有四个查甫和一个查某囝仔,到伊二二八出代志时,阮结婚足年九年,我感觉这九年的生活是真快乐!

生活也无欠人的钱,也无存钱,宿舍都是学校租给阮住,阮从来未曾相骂、也未曾讲话大小声,顺顺啦就是;下班时间,阮那些囝仔一群都会站在门口等伊回来,叫爸爸,伊回来以后就会和那些囝仔讲话,我是要煮饭。暗时吃饱,有时阮就听收音机,伊会“讲古”(讲故事)给那些囝仔听,伊跟那些囝仔是真好,伊对阮老母也真有孝,大家都真称赞伊,我是真欢喜有这个尪。

结婚以后,我平时真少出门,只是出门买个菜而已,在厝要顾囝仔、煮饭,真无闲,若有出门就是和阮头家同齐带囝仔出去礁溪温泉玩,不过一年只是出去一、二次而已。“光复”后因为改钱(币值改变),伊教册的薪水不够厝内生活,所以伊就去台湾水泥厂考试,后来考入苏澳水泥厂做福利社的主任,又不知兼哪个单位的秘书。过去苏澳水泥厂以后,因为那边无宿舍,阮头家就苏澳、罗东通勤。过一、二个月有宿舍,阮全家才搬过去住,住十八天就遇到风台,物件都吹走了,只剩一台缝纫机和一包衫,阮就回来罗东,先住在一个医生的厝,后来才向水利组合(如今的水利社)租厝住,彼时差不多是五日节(端午节)后,隔年就发生二二八。

惊人的二二八

因为阮厝前有人在卖菜,中国兵会来买菜,在二二八前我曾看过中国兵,我对中国兵的印象不是真好,他们真爱跟人出价。二二八彼日阮做老师那个小弟来找我同齐去宜兰玩,我就带最小的囝仔和阮小弟同齐去宜兰,阮头家留在厝顾其他四个囝仔,结果那下午阮要从宜兰回来罗东,火车无通,我就对阮小弟讲:“火车为什么无通?以前日本时代是不可以火车无通,除非是有什么事故。”后来阮就坐公车回来罗东,彼时阮也不知道到底出什么代志,阮头家在厝顾囝仔也不知道发生二二八,一直到第二日才听人讲,那里有人被打、有人打人,我彼时听得惊得都破病,我未曾听人被打死,所以听了会惊。

后来过了十几天,阮隔壁有人来劝阮头家去藏一下,听讲兵仔若遇到人会打人,我也曾劝阮先生去避一下,但是伊讲:“不会有代志,我做的都是正当的代志,公事归公事,私下我未曾跟人冤家。”彼时阮头家因为感冒,向水泥厂请一个礼拜的假在厝,厂内若有代志,伊就去处理一下。彼时水泥厂马厂长出差去台北还未回来,无人可发薪水,所以水泥会社就要阮头家去台北找马厂长回来,但是伊常常包袱准备好了,车又无通,所以台北就去无成。

三月十六彼日,阮头家感冒在厝,我一个阿兄和一个小弟来阮厝和阮头家“开讲”(聊天),下午二点余,兵仔就来阮厝把他们三人抓走。彼时我刚好在隔壁一个道士的厝,因为有人跟我讲:“叫伊跑,伊不跑,不然你也去给伊铃铃咧(找道士求神问卜,收惊镇煞),看会较平安否?”那天我吃完午饭,就带二个囝仔去找道士要替阮头家解灾。

结果下午二点余我在阮厝后面五十公尺远的道士的厝,我听人在讲,水利局宿舍围真多的兵仔,彼时我也无想到是阮厝,等到回来到厝,看人无去,钱也被拿去,脚踏车也被牵走,要哭也不会哭,不知道要怎么办?听人讲人是被带去苏澳,我就赶紧和请来阮厝照顾囝仔那个查某囝仔,作伙坐火车到苏澳,一出“火车头”(火车站),人都憨去,不知东西南北,也不知道要走去哪里,走无路,在那里站真久,刚好遇到阮隔壁也在水泥厂做代志那个查某囝仔,伊一直对我讲:“回去啦!回去啦!你一个人也抱不回来,回去啦!”伊大概下班经过苏澳白米桥有看到阮头家被打死在那里,后来我就和伊搭同一班车回来罗东。

第二天透早,我一个小弟和我二个囝仔的奶母的囝仔和我一个隔壁的人,三个人去借一台“里阿卡”(手拉车),将阮头家自苏澳走路拖回来罗东。伊回来时,面还真好,回来到厝还在流血,彼时我叫一个医生朋友来帮伊洗,帮伊包,亲像包伤那样,伊尸体后面在心脏所在有二刀,是被枪尾刀所杀的,后来隔一暗,三月十八(农历二月二十六)才把伊埋在广兴,那天我最小的囝仔刚好满六个月。

彼时我心情真艰苦,不会讲话,也不会哭,我是现在才讲,以前心肝若想到伊被打死的代志,我就快把心肝转去别的所在,不要去想,我要养这些囝仔,不可以烦恼,若想到心肝就像强强要被剥去,真艰苦。延伸阅读:【苗博雅专文】转型正义,是为了避免下一个二二八

伊出代志时,厝内也无留什么钱,也无一间厝,阮大的囝仔才十岁,最小的刚好满六个月,咱们正经讲,咱们也是有遇到贵人帮助,后来生活才能想办法过。

阮头家以前一个学生的厝内在开布店,店内有叫裁缝师在做长衫(指旗袍),阮头家出代志以后,这个学生的老母就来阮厝鼓励我去做衫,不然囝仔这么多个要怎么生活。我讲我不会做衫,伊就讲伊可以请伊店内的师父教我,后来我就去伊店内,师傅剪三件长衫给我看,我就回来厝试做一件,他们讲做得可以,我就开始拿布回来厝做长衫。

这样过一年,阮就回去花莲玉里“阮大家”(婆婆)那里住,是“阮大家”要阮回去住的,我的老母也讲:“这些孙子这么大群是他们张家的,他们既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后来在玉里住快一年,三七五减租,田被征收走了,生活过不去,阮又回来罗东。

回来罗东以后,阮就租一间厝,一个月还要付五十斤米钱的厝租,生活真艰苦,就继续帮人做衫、做裤,若有衫可做,生活就可以过,若无衫可做,生活就过不去。彼时透早四点钟就起床剪衫,老大和老二,二个囝仔也要起来煮饭,一天有三件就做三件,有四件就做四件,做好,老大读册回来,就送衫去店仔,老板人真好,钱都准备好给阮囝仔拿回来。

彼时也真甘愿做,尽量做,希望这些囝仔不要给饿着,但是像我这么穷,我也无想到要向政府要求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