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晴舫的目光是很冷静的,但那并不是冷眼,当我们谈到“真相”这件事,她先说:“真相这件事情,势必有不同版本,因为大家根据事实走出不同思索的途径,结论不一样。”

文|陈亭均


图片|今周刊提供(摄影/萧芃凯)

文策院院长胡晴舫同时是个作家,更是个游走在众城之间的人,对她而言,城市和城市里的人是会发光的。

无论美的、丑陋的,她都凝视并且书写。

她的新书《群岛》再获今年台北国际书展肯定,拿下小说奖首奖,在霓虹和水泥之中,她安分地以“臭虫”的身分,好好地看着一切。

作家胡晴舫走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创意设计中心二楼的长廊上,神情文雅清淡,或多或少却有些尴尬,她不习惯被拍照。不过,她现在另一个身分是文化内容策进院院长,上镜头的时间终究比较多。摄影师请胡晴舫沿着廊道缓缓徐行,希望趁着有阳光的时机,抓个好镜头。

台创二楼暂时是文策院办公的空间,会议室周边平时人烟不多,角落摆了个不知何时留下的枯树艺术品。胡晴舫套了件西装外套,外套裹着一件印有法文“Je ne sais quoi”的白色T-shirt。


胡晴舫和文策院董事长丁晓菁(左二)常合体出席活动,媒合创作和产业。图片|文策院提供

别问为什么  有时候事情就是如此

“像我这么没有存在感的人,拍两张就行了啦!”她苦笑,摄影师也笑,然后又请她重新沿着廊道再走了一次。

“Je ne sais quoi”是句很难翻译的法文,尤其在美学领域的讨论中,这句话更带有一种神祕浪漫的内涵。“Je ne sais quoi”若是直翻成中文,意思是“我不知道什么。”但它在审美范畴里意义更晦涩,代表一种“难以言喻”的特质,超越理智,只是非常纯粹地在感性上发挥作用。

就像胡晴舫说的,“譬如,用在一个句子里,‘你身上有一股⋯⋯怎么说呢,知性的气质’。这种近乎直觉的感受力,纯粹法式反应,我觉得很可爱。”她其实有另外两件和身上一模一样的T-shirt,一件也是白的,一件是黑的。她对这句话意义的理解是“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她说:“也代表了‘别问我为什么,有时候事情就是如此’的洒脱。”

胡晴舫 1969 年出生,几乎完整地感受过上世纪末所有的历史,而且她不只是成长在台湾,更曾在美国求学,在纽约、巴黎、东京、北京、上海和香港生活过。住过各处的她对“城市”有种特别的情愫,几乎像是爱情,缠绵、甚至眷恋。她着迷地感受人类文明的美丽与哀愁,在每个他方,都经验到那些“Je ne sais quoi”的什么。

成功的作家  必须是城市里的臭虫

她很喜欢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过的一句话,“做一个成功的作家,必须是城市里的臭虫。”现代城市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人类高度有效率群聚在一起,各形各状的生物在此共生。即使我们在宇宙的角度回看人类城市,它们也是会发光的、很奇特的东西。”

如何做好一只城市里的臭虫?“对我来讲很容易。”她尴尬笑笑,“我本来就不惹人注意,因为我比较其貌不扬。”不知道为何,胡晴舫常常这样自贬挖苦自己,但是她真心相信:“只要让自己看起来很‘正常’,就不会太容易被注意到,我只要低调不起眼,人家就会让我独自存在。”于是她就这么默默地依附于众城之内,与众城的毁灭、重生、激情与悲伤共处。

作家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任何一个早慧点的小孩,很快就会质疑自己的存在。小学我读《红楼梦》,是因为家里有,就拿来看。《小妇人》也一读再读。那个时代,没事就会一直看书。”

她记得当年,“时代相对安静,社会没有解严,报纸只有三大报,能够看的书就是那些。”她住在板桥林家花园附近,胡晴舫记得家旁边有个很新的地下道,但“我一个很弱小的小孩,每天要跟车子一起往地下道走。”那是一个相对沉闷、发展重于美感的时代,城市的模样,至今却仍留在胡晴舫脑中。

重新整理自己思考的路径,她说:“我的生命经验应该是有脉络的,无论是在家附近的地下道漫步、目睹城市化,或者是中产阶级的苦闷。这些都非常‘城市’。本来是田野式的空间,水泥高墙慢慢被筑起,有道路、有电话。你知道,普鲁斯特(法国小说家)到死,都还不会拼‘电梯’这个单字,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我这代有点奇怪,我们 1969 年出生,人类登陆月球、网路在加州被发明,我长大后就解严,后来台湾遇到了中国因素,手机、网路改变了一切。”城市和作家都是有机的,一切在生长。

1995 年,胡晴舫 26 岁,她刚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完戏剧硕士回到台湾,受《Playboy》(花花公子)邀请,一个“女性主义者”,进入了贩卖女性美色主义的父权杂志。“我人生一直做错误的决定,我会把它当作风景来欣赏。”胡晴舫笑说,“我做错一个职业上的决定,反而我看到一些女权论述没有照顾到的女性,也看到论述权力的霸权。”

“我是中产阶级的小孩,很多规范都被定义得很清楚,我忽然意识到社会有上层阶级、下层阶级,他们完全不遵守中产阶级伦理、道德。只有中产阶级重视道德、赋税。上层、下层的人,不在这套生活方式里面。他们不会选择中产阶级这套生活方式。”她说,“所以从此以后,我不会自以为是‘去代言下层阶级’。他们有自己的人生样态,他不要你那套。”

“我人生一直‘不断地在适应’。”胡晴舫说,“我也常常无意识把自己丢在不舒适的状态,因为我要挑战自己的观点。”她紧紧盯着城市生活,但不过分狎昵地批评或溢美,只是不断地写出人类生活的一角,让读者去思考海里更巨大的冰山。

在胡晴舫最近一本作品《群岛》中,她难得以夹叙夹议的手法书写“网路”,文章里的叙事者同样旁徨,各种声道在喧哗的数位世界里,被迫与自己的身分、自己的美好与难堪共存,“以前媒体问我,‘文学家都在想主题,妳在想什么?’年轻时我在想的是‘跨界’,想打破偏见、打破标签。但现在我在想的是跨界后,如何‘共生’,人们不该杀死彼此。无论如何,就是要找到一个方式,跟死亡共存、跟大自然,跟不喜欢的人共享这个城市。”

最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的蔓延引起世界巨大的恐惧。1999 年她曾毅然到香港生活,当时1997刚过,隔了几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爆发。她早在那个城市里,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嘈杂与疫病带来的寂静。

在模模糊糊中追求更高的存在

“我在香港碰上非典型肺炎,住东京时碰上东北大地震,去斯里兰卡旅行时碰到南亚大海啸等等,瘟疫、海啸、地震⋯⋯一再提醒,所谓的文明是何等脆弱。我们人类自以为伟大的光辉成就,弹指之间,就会遭到大自然的反扑。”

但她接着说:“好像四周愈趋黑暗之际,反而愈容易辨识一点点光的存在。”她说:“就像武汉的艾奶奶,艾晓明。”艾晓明是中国公共问题学者,她在武汉城内记下了坏事,以及一些人性的美好。“当城市毁灭的时候,我看见人类不得不学会的谦卑,但真正的文明力量,每一个渺小的个体出于人类善良的本性,在集体危难之际,可能克服他的求生恐惧,做出个人最佳的选择。”

胡晴舫的目光是很冷静的,但那并不是冷眼,当我们谈到“真相”这件事,她先说:“真相这件事情,势必有不同版本,因为大家根据事实走出不同思索的途径,结论不一样。”接着她又笑说:“但我觉得可能有。很奇怪,我觉得我的版本,还是认为真善美是真相。人类用最有限肉体,追一个最抽象的精神,我们都在模模糊糊追求更高的存在。”

她沉吟了一会儿:“终归成一个圭臬:我希望‘每天早上起来,我只能变成比昨天更好的人。’”至于更高的存在,Je ne sais quoi。


图片|今周刊提供(摄影/萧芃凯)

胡晴舫

现职:作家、文策院院长
学历: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戏剧研究所硕士
作品:《 旅人》、《办公室》、《城市的忧郁》、《无名者》、《群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