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罪的罪人》看无罪推定：在证据之前，请不要把同情误以为是正义

“无罪推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刑事审判里，我们希望检警应该要有法律上要求之具有相应程度的“证据证明力”才可以定罪；换句话说，如果搜集到的证据都没有办法证明一个人有罪，我们就应该倾向认为他是无罪的。

相较于其他种类的犯罪而言，性侵害的案件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性的隐密性”。我们很难有目击证人可以证明整件事，再加上涉及性的案件的受害者为了避免二度受到伤害、出于旁徨或羞耻感，或其他理由，往往没有在当下就前往医院等验伤，更使得性侵案件证据是如此地难以提出。此外，关于强制性交罪的要件强调“是否违反对方的意愿”——这个要件虽然重要，但是却很难证明，最主要就是因为很少有人在性交时，会公开、公然的展现在第三人面前，或留下白纸黑字证明整个过程。

2010 年，因为最高法院对于性侵女童案件之判决不符合社会期待，而引发“白玫瑰运动”；恐龙法官也是在此时诞生的产物。这场运动带来的唯一正面效益，大概就是对性侵受害者（特别是孩童）的正视，正视他们的有口难言，正视他们不愿面对的反覆伤害。不可避免的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对于性侵案件中被指控的一方，几乎可以说是“有罪推定”；除非被告所提出来的证据是非常明确到如“刻在额头上”，否则很难从这样的泥沼中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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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的罪人：迷雾中的校园女童性侵案》这本书里有这么一段话非常贴切：

“受害者不免讲错或记错，那么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怎么可能记下所有的细节？例如巧巧。但被告却不同，他们必须记住所有细节否则就是撒谎，例如许倍铭。”

在证据不够充足、尤其又是性侵的案件里，宣判有罪的法官，背后推着他的往往是一个社会上不断发酵的舆论，这是白玫瑰运动后愤怒的民意与司法冲突的常态。

我们能够理解要法官背离舆论的压力是困难的，但是这恰恰就是我们赋予司法独立的价值——民主的公民社会，当然还是希望法官能依法审判，而不是依据舆论。如同我们对于消防员的尊敬，来自于他们逆群众而行的奔赴火场，社会要求他们不能畏惧火的勇气，也同样要求法官背负不畏民意怒吼、公平审判的使命，司法给予审判程序中的被告跟受害者的保护应该要是一样多的，这是刑事诉讼法存在的意义，也是程序正义的实践。

在读完这本书后，我仍旧没有办法断言地说许倍铭一定没有性侵，我只能说因为证据非常薄弱，所以我没有办法认定他的罪行。法官在做决断时是困难的，社会上把我们对于性侵受害者的同情、愤怒全部加诸在被指控的那方；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从社工的访谈、检察官的起诉、法官的审判，似乎很难逃出社会舆论的压力或者是自己素朴的正义感。彷佛只要作出有利于被指控者的判断，司法就会是不公的，法官就会是没良心的恐龙。

法律不能脱离社会，法律也不能失去温度，可是我们仍然要记得，当我们在使用法律的时候，永远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法律的温度，应该展现在正确的事实基础上。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当我们以我们自以为是的同情心有意无意地去偏向一方的指控，而忽略证据证词不足的事实时，非但没有让原本的悲剧结束，而是让司法亲手去揭开下一场悲剧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