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台湾正全力面对武汉肺炎病毒疫情抗战中;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回顾 17 年前失控爆发的和平医院 SARS 群聚感染事件。透过《和平风暴》及《穿越和平》两部纪录片,我们看见官僚体系如何在一次又一次的错误决策中,导致无辜人命丧失,并且由此讨论体制与人命间环环相扣的历史警讯。

2019 年 12 月,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俗称武汉肺炎),2020 年 1 月 21 日,台湾有了第一名确诊案例,而至今疫情仍在全球不断扩张当中。面对武汉封城、限制出境,台湾政府拟定接回当地台商的政策,强调以老弱、长期用药等有需求者优先。然而,2 月 3 日飞机抵台后,才发现名单与原订不同。

根据中央社报导,此批名单中出现非按照规定的确诊病例上机;其中居中协调的湖北台湾同胞返台救援会长徐正文成为众人关注对象。在这次事件中,官方、民间协会各自的责任归属、决议过程还正在厘清;而同样关乎官僚政策与人的基本生存权之间的讨论,也在 17 年前台北和平医院上演。

2003 年 4 月 22 日,和平医院院内有 7 名医护、行政人员感染 SARS 的消息曝光,行政院与台北市政府于是在 4 月 24 日共同宣布需封院两周,并强制要求全数医护人员需返院进行隔离。当时,在院内没有完善隔离设备的条件下,共计 1170 人被关在封锁线内,暴露于高危险交叉感染环境中求助无门。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透过古国威导演《和平风暴》及朱贤哲导演《穿越和平》两部纪录片,答案呼之欲出──在疫情爆发时,人心的恐慌、官僚体系误判、上层失责等层层原因,导致无辜人权与人命的牺牲。现下武汉肺炎情势紧张当前,即使这次台湾对疫情的反应速度全盘提升,但人性的贪婪、滥权等,仍有根深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关注。今天,我们就回顾 SARS 和平医院事件纪录片,一起聊聊体制与人命间环环相扣的历史警讯。 


图片|截图自《穿越和平》

失控的疫情,以及互踢职责的官僚们

和平医院疫情的爆发,可以先回溯 4 月 9 日当天,院内收治了一名已感染 SARS 的曹姓妇人;4 月 16 日,和平医院刘姓洗衣工高烧不退,院方未进行隔离及相应的管控。隔天,院内相应有医护人员出现高烧症状,但院方仍称“院内没有 SARS 病患”。

此外, 4 月 20 日当天,台湾举办了全球第一场 SARS 国际研讨会,并且强调对疫情掌控保有“零死亡、零输出、零社区感染”的三零骄傲纪录。讽刺的是,和平医院的疫情已经在错误判断与未有即时正确处理的状况下迅速蔓延开来。

当时院方究竟有没有刻意隐瞒疫情?答案还来不及揭晓,医院已经准备进入下一个更无助的状态里。

4 月 22 日和平医院封院后,1170 个被关在里面的人,似乎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

在《和平风暴》一开头,访问了当时被隔离在院内的医护人员,回顾封院消息布达后,他们所见到的景象:“我们不知道谁生病、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接触,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会传染给别人。”营养师廖彩娟等人提到,当时他们非但没有得到透明的染感者资讯,政府也没有提出相应的隔离配套;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极为失控,需要自力救济的状态。 


图片|达志影像

一名在当时进入和平医院协助感控的流行病学专家何美乡受访时表示,她看到了让她永远难忘的景象:“那整个的状态,可以说是一个正常体系已经瓦解的一个医院。虽然你到了每一个病房,是有护士、医生在那里;不过因为它的限制的关系,不管是沟通不畅通、或者是东西送不到,反正是一个很困难的状况。”

“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那是一个很黑暗的房间。”

而一片混乱的政策,其实也反映了上层责任归属互踢皮球的状况。

在行政院与台北市政府共同发布封院政策后,到底和平医院由谁接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为什么一个急需被管理的疫区,会导致无人领导的无政府状态?对此,台北市市长马英九、行政院秘书长刘世芳各说各话,无人愿意承担责任。

“落跑医生”周经凯:我是医师,但我也有基本生存权

于是,医护人员的不满与不安情绪急遽上升,并在封院后的 24 小时内发起抗争运动,但却被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回应“防疫如同作战,如果有抗争的行动,我们视为敌前抗命”;而同时间当医护人员将人力的需求反应给卫生局局长时,也只换来“爱莫能助”的回应,甚至更多的责备。

工运人士郑村棋也表示,整体事件可以看到领导者对于基层劳工真正处境的不够了解;让前线者冒着危险执勤,基本上已侵犯了劳动人权。


图片|截图自《和平风暴》


图片|截图自《和平风暴》

而《穿越和平》便纪录了当时一名不愿回院的“落跑医师”周经凯的角度与观点,并间接揭露整个政策背后的人权问题。周经凯在市政府宣布召集全体医护人员集中隔离的当下,人并不在医院内,他也判断自己不该回去。但“抗命”的结果,是接受北市府记大过两次、免职、停业及罚款廿四万元等处罚。周经凯不服上诉,意向高等法院表达他的立场。

“我先判断该不该回去,如果该回去,就算是害怕,也要回去。”

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的是,政府当时召回医护人员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隔离,但条件不足,那只会造成彼此暴露于交叉感染高风险之中。如果你是有医护人力需求,但召回的人,你连他健康与否都不知道,仍须被隔离观察,那他又怎么可以去照顾其他病患呢?”

周经凯是市府医院下的医师,属于公务人员,需听命于政府指令。但当今天这则指令背后明显有多处矛盾点时,我们要讨论的就不会是“服从与不服从”的问题,而是人道。

2005 年 6 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定台北市政府败诉、撤销周经凯的停业处分,还给他一个公道。然而,在周医师之外,还有众多遭强制隔离的医护人员、病患与家属,在这时期受到的身体与精神伤害、污名等,还没得到合理的解释与补偿。

和平医院医护人员:“SARS 并不恐怖,恐怖的是人类的贪婪、软弱与自私”

在 A 栋隔离时,我觉得我有可能不会活着出来,所以写了这篇日记。

在《穿越和平》纪录片里头,穿插着和平医院小儿科医师林秉鸿的日记内容,揭露当时医护人员所见与内心状态。和平医院在疫情爆发初始,主要集中在 B 栋大楼;而当时身处 A 栋的林秉鸿,却眼见两栋之间人员交互进出,无奈交叉感染正不受控地发生当中。


图片|截图自《穿越和平》

4 月 30 日,全院广播,所有 A 栋人员自今天起重算 14 天。这一定跟昨天 A5 加护病房死亡的病人脱不了关系。听到这个消息 A 栋的人员反弹很大,撑了 7 天,没想到又要延长 14 天,所有的努力全部归零。

当时像是被整体社会放弃的和平医院内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明明是病毒集中的高危险区,却没有被配置到适当的隔离设备;明明可以有更正确的防护政策,今天却只是把所有的生命绑在一起,在担心、无助与不安的情绪下,他们求助无门,乱无章法,在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5 月 1 日,有关于撤到哪里的传闻不绝于耳,每次都带给我们很大的希望。只是当一天结束时,我发觉我还是躺在 A612 的同一张床上。
5 月 3 日,我们用尽各种关系想让长官明瞭 A 栋立刻疏散的必要性,A2 又传出一位常往来 AB 栋支援的人,吃退烧药隐瞒三天的发烧,后来病情严重而被发现。而我已经累到不想去思索。我彷佛只是做了一场梦,一场我不愿去相信的梦。


图片|达志影像

和平医院整体事件,最终在同年 5 月 8 日时,最后一批医护人员撤离,院内进行彻底消毒,疫情处理也暂时告一段落。而其中总计院内共有 150 人感染,35 人死亡,其中 7 名为医护人员、 1 名为病患自杀。

林秉鸿曾在日记里写下这段话:

“SARS 不恐怖,恐怖的是人类的贪婪、软弱、自私,和怪罪他人衍生出来的灾害。拿这次粗鲁的集中隔离医院来说,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 SARS 落幕 17 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面对着武汉肺炎的来袭;而过去的经验也一再提醒我们,要抗战病毒,除了需要专业医疗体系支援,更重要的,其实是从政策到执行,从官僚到人民,全体对于人类基本生存权的守护。这一场难关是全民要一同共度的,我们可以透过更多的人道与爱,一起走过这一次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