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近日发生的各个惨况，却还能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而感到愧疚？其实这是在缺乏感同身受的状态下的自然反应。
文｜陈安
结束疲惫的一天，在通勤回家的捷运或公车上，你低头滑手机，从萤幕里接触世界。
Bottega Veneta 新款云朵包，和澳洲大火的报导之间，只有几则动态消息之隔。不论在脸书，或网路新闻页面上，浮华奢靡、阿鼻地狱并肩而行。而消息接受者（广大读者群如我们自身）眉毛一抬，欣赏皮包，查询价格，估算了一下年终奖金和帐户存款，有人打定主意要买一个，有人另寻芳草。下一则新闻或许使人皱眉，转发分享，或许隔天买几盒绿色纸盒包装的小熊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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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个音乐，看个短片，捷运到站了。你把手机收起来。捷运站外的空气有点凉，但不到冷的程度，天气正合你的意。你忽然想到澳洲的大火，庆幸自己住在台湾。回家的路上你开始质疑，自己是否铁石心肠。没错，你同情澳洲发生的灾难，也乐于看到大明星捐助钜款，但是你没有打从心底悲伤。你在受伤无尾熊的连结分享按了一个哭脸的符号，但你没有真的哭，你也不曾心碎。你悲伤的程度甚至不及没买到吴青峰〈太空备忘记〉演唱会时的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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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和美国交恶，叙利亚的难民欲哭无泪。你瞄过那些数据，“万”、“十万”、“百万”⋯⋯但你记不清楚。回家的路上，你努力唤醒自己的良心，但是想起冰箱里昨天刚买的巧克力蛋糕，舌头的渴望强烈过于怜悯。到了家门口，你已经几乎忘记澳洲和中东，全心都是巧克力蛋糕的滋味。
“我真是个无情的人哪！”你边吃巧克力蛋糕边想。但是你知道自己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你也知道大部分人和你一样，按了哭脸的表情但没有哭，留言说“看到哭了”但不曾流泪。况且澳洲的天灾和叙利亚的人祸，几乎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你造成的，亦不会——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对你产生影响。
为了让自己放下最后一点心头重担，你找出另一个有力的证据：就在今早，你上班途中，在街头拉二胡的老人的琴盒里放了张一百块钞票。对，你不是毫无同情心的。于是你切下第二块巧克力蛋糕，经过浴室的时顺手往浴缸里放热水，你累坏了，需要放松身心。
这样的现象真的是常态吗？
早在二十世纪，着名学者 Thomas Schelling 率先提出“可辨识受害者效应”这个概念，说明人们在面对单一个体受害者与大量受害者时，产生的不同反应。在 2007 年，学者 Deborah A. Small、George Loewenstein 及 Paul Slovic 进行了一个实验，设计两份文宣，一份包括饥荒的受害者数据，另一份则特别介绍一个挨饿的小女孩 Rokia，并给予受试者一些钱让他们决定捐款的数目。经过统计后，发现得到单一受害者文宣的组别，捐钱数量最多。这个实验证明，当人面对数据化的大量受害者，其同情心的能力会大幅下降。更有甚者，当受害者数量从一位变两位，捐款数目也下降了！也就是说，根据心理学，我们对灾难产生的大量死伤，原本同情心就有限，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限制，而非某种性格缺陷。
在 Paul Slovic 于 2007 年后续提出的文章 Psychic numbing and genocide 中，指出同情心麻木和大屠杀的关联。2003 年持续到 2010 年发生在非洲达佛地区的大屠杀，死亡人数介于五万到四十五万之间（由于死亡人数过多，以及资讯流通不易等等原因，死亡人数众说纷纭）但是得到舆论关注却极少。
在以色列、巴基斯坦间的冲突，以及叙利亚的战争都带来大量的死亡，然而我们很少谈论这些。社会舆论事实上拥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改变决策、拯救生命，然而这个社会上对于大量死亡似乎注定缺乏足够的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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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着名历史人物约瑟夫・史达林说过：“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死亡是数据。”似乎所有证据都导向一个结论：我们生来如此，我们没有错——我们没有责任。于是我们继续吃巧克力蛋糕，泡舒服的热水澡，心安理得的入眠，对自己冷漠的最后一丝怀疑随着隔日清晨的烟消云散。世界正常运转——有几个遥远角落在无声的崩解，但个人的世界是如此的迷你，以至于除非灾难在人跟前跳舞，我们都还能无动于衷的继续生活。
然而，面不改色地谈论大批死亡的难民，以及在澳洲因为大夥及干旱被射杀的万头骆驼，同情心闻风不动——这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理想吗？我不这样认为。
因为从很多例子可以看出，我们的同情心有很大的潜力。日本 311 大地震的时候，台湾捐款的数目为全球之冠。香港反送中事件，台湾人热烈响应，积极募资。这两个事件中，受害者都是大量的、非个体的“不可辨识”受害者（我们不一一知其姓名、背景），然而他们依然引起我们的同情心。这些数据化的受害者，显然并不仅仅是数据而已。至于背后的原因，我认为和“同理心”有很大的关系。台湾身为一个多地震的国家，人民对于天灾便容易感同身受。而我们和香港一样，受中共政府影响很大，并且台湾人民也经历过游行抗争，自然对于香港面临的情势也较容易产生共感。
综上所述，即便是数据化的灾难，只要透过同理心，仍然可以撼动我们的内心。我们不是冷酷无情的。但前提是当我们面对自身的冷漠，能敢于挑战、突破自己的限制，更多的去瞭解他人的困境，才不至于麻木。在 Paul Slovic 的文章中，他提到艺术创作亦是改变同情心麻木的一个方式。例如文学作品《偷书贼》以及犹太集中营回忆录《夜》，都和犹太大屠杀有关，透过聚焦在单一受害者的方式，让读者彷佛身历其境，体会到灾难的黑暗与恐怖之处，进而培养读者的同理心。而西班牙画家哥雅的画作，以隐喻的方式描绘战争，其画作《巨人》呈现出战争时期人民的混乱、恐惧和痛苦。
从演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的生存主要以家庭为单位，所以我们情感可扩及的人数不大，由此发展出我们对于大规模死伤无感的结果。然而透过更有自觉的关心社会，以及阅读小说、看电影和欣赏艺术作品等等，我们方能面对并超越我们先天的限制，在这个资讯量超载的社会，对于苦难永远保持柔软的心和救援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