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近日发生的各个惨况,却还能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而感到愧疚?其实这是在缺乏感同身受的状态下的自然反应。

文|陈安

结束疲惫的一天,在通勤回家的捷运或公车上,你低头滑手机,从萤幕里接触世界。

Bottega Veneta 新款云朵包,和澳洲大火的报导之间,只有几则动态消息之隔。不论在脸书,或网路新闻页面上,浮华奢靡、阿鼻地狱并肩而行。而消息接受者(广大读者群如我们自身)眉毛一抬,欣赏皮包,查询价格,估算了一下年终奖金和帐户存款,有人打定主意要买一个,有人另寻芳草。下一则新闻或许使人皱眉,转发分享,或许隔天买几盒绿色纸盒包装的小熊饼干。同场加映:一衣多穿、善用双脚:在澳洲大火之后,如何从生活保护地球?

听个音乐,看个短片,捷运到站了。你把手机收起来。捷运站外的空气有点凉,但不到冷的程度,天气正合你的意。你忽然想到澳洲的大火,庆幸自己住在台湾。回家的路上你开始质疑,自己是否铁石心肠。没错,你同情澳洲发生的灾难,也乐于看到大明星捐助钜款,但是你没有打从心底悲伤。你在受伤无尾熊的连结分享按了一个哭脸的符号,但你没有真的哭,你也不曾心碎。你悲伤的程度甚至不及没买到吴青峰〈太空备忘记〉演唱会时的难过。推荐阅读:“爸爸,我会爱你直到天荒地老”因澳洲大火殉职的消防员,孩子代替父亲接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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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和美国交恶,叙利亚的难民欲哭无泪。你瞄过那些数据,“万”、“十万”、“百万”⋯⋯但你记不清楚。回家的路上,你努力唤醒自己的良心,但是想起冰箱里昨天刚买的巧克力蛋糕,舌头的渴望强烈过于怜悯。到了家门口,你已经几乎忘记澳洲和中东,全心都是巧克力蛋糕的滋味。

“我真是个无情的人哪!”你边吃巧克力蛋糕边想。但是你知道自己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你也知道大部分人和你一样,按了哭脸的表情但没有哭,留言说“看到哭了”但不曾流泪。况且澳洲的天灾和叙利亚的人祸,几乎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不是你造成的,亦不会——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对你产生影响。

为了让自己放下最后一点心头重担,你找出另一个有力的证据:就在今早,你上班途中,在街头拉二胡的老人的琴盒里放了张一百块钞票。对,你不是毫无同情心的。于是你切下第二块巧克力蛋糕,经过浴室的时顺手往浴缸里放热水,你累坏了,需要放松身心。

这样的现象真的是常态吗?

早在二十世纪,着名学者 Thomas Schelling 率先提出“可辨识受害者效应”这个概念,说明人们在面对单一个体受害者与大量受害者时,产生的不同反应。在 2007 年,学者 Deborah A. Small、George Loewenstein 及 Paul Slovic 进行了一个实验,设计两份文宣,一份包括饥荒的受害者数据,另一份则特别介绍一个挨饿的小女孩 Rokia,并给予受试者一些钱让他们决定捐款的数目。经过统计后,发现得到单一受害者文宣的组别,捐钱数量最多。这个实验证明,当人面对数据化的大量受害者,其同情心的能力会大幅下降。更有甚者,当受害者数量从一位变两位,捐款数目也下降了!也就是说,根据心理学,我们对灾难产生的大量死伤,原本同情心就有限,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限制,而非某种性格缺陷。

在 Paul Slovic 于 2007 年后续提出的文章 Psychic numbing and genocide 中,指出同情心麻木和大屠杀的关联。2003 年持续到 2010 年发生在非洲达佛地区的大屠杀,死亡人数介于五万到四十五万之间(由于死亡人数过多,以及资讯流通不易等等原因,死亡人数众说纷纭)但是得到舆论关注却极少。

在以色列、巴基斯坦间的冲突,以及叙利亚的战争都带来大量的死亡,然而我们很少谈论这些。社会舆论事实上拥有很大的力量,可以改变决策、拯救生命,然而这个社会上对于大量死亡似乎注定缺乏足够的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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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着名历史人物约瑟夫・史达林说过:“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死亡是数据。”似乎所有证据都导向一个结论:我们生来如此,我们没有错——我们没有责任。于是我们继续吃巧克力蛋糕,泡舒服的热水澡,心安理得的入眠,对自己冷漠的最后一丝怀疑随着隔日清晨的烟消云散。世界正常运转——有几个遥远角落在无声的崩解,但个人的世界是如此的迷你,以至于除非灾难在人跟前跳舞,我们都还能无动于衷的继续生活。

然而,面不改色地谈论大批死亡的难民,以及在澳洲因为大夥及干旱被射杀的万头骆驼,同情心闻风不动——这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理想吗?我不这样认为。

因为从很多例子可以看出,我们的同情心有很大的潜力。日本 311 大地震的时候,台湾捐款的数目为全球之冠。香港反送中事件,台湾人热烈响应,积极募资。这两个事件中,受害者都是大量的、非个体的“不可辨识”受害者(我们不一一知其姓名、背景),然而他们依然引起我们的同情心。这些数据化的受害者,显然并不仅仅是数据而已。至于背后的原因,我认为和“同理心”有很大的关系。台湾身为一个多地震的国家,人民对于天灾便容易感同身受。而我们和香港一样,受中共政府影响很大,并且台湾人民也经历过游行抗争,自然对于香港面临的情势也较容易产生共感。延伸阅读:年度热搜词出炉!2019 年,台湾人最关心什么?

综上所述,即便是数据化的灾难,只要透过同理心,仍然可以撼动我们的内心。我们不是冷酷无情的。但前提是当我们面对自身的冷漠,能敢于挑战、突破自己的限制,更多的去瞭解他人的困境,才不至于麻木。在 Paul Slovic 的文章中,他提到艺术创作亦是改变同情心麻木的一个方式。例如文学作品《偷书贼》以及犹太集中营回忆录《夜》,都和犹太大屠杀有关,透过聚焦在单一受害者的方式,让读者彷佛身历其境,体会到灾难的黑暗与恐怖之处,进而培养读者的同理心。而西班牙画家哥雅的画作,以隐喻的方式描绘战争,其画作《巨人》呈现出战争时期人民的混乱、恐惧和痛苦。

从演化的角度而言,人类的生存主要以家庭为单位,所以我们情感可扩及的人数不大,由此发展出我们对于大规模死伤无感的结果。然而透过更有自觉的关心社会,以及阅读小说、看电影和欣赏艺术作品等等,我们方能面对并超越我们先天的限制,在这个资讯量超载的社会,对于苦难永远保持柔软的心和救援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