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女作家虽然仍受社会规范限制，但创作欲望更发达，作品流传更广。胡晓真说：“明清时期女作家会形成地域、师门、家族或心灵上的群体，全心全意投入创作，废寝忘食，以此为荣。”不过，女作家并没有因此摆脱负累，还是持续挣扎奋斗。今天，让我们聊一聊词人李清照。

2017 年 12 月“知识飨宴”演讲主题：“从才女之累到才女不寐──清代女性小说中的情感与想像”，邀请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所长胡晓真从清代的弹词小说，阐述女性作家如何在中国传统社会藉由文学找到压抑生活的破口，发展属于女性作家的文艺社群，进而书写女人心事。

19 世纪末，全球女性才逐步拥有投票与参政权，时至今日，许多社会运动者依然奋力在男性掌权的社会中争取女权。

然而，距今约 250 年前，中国传统社会的女作家也遭遇类似男性霸权的困境，不过她们寄情于写作，试图走出闺房，以抗衡男性文人掌权的主流社会体制规范，表达更深层的情欲感受与对家国社会的关怀。

不愿为累所累的李清照

胡晓真于演讲中分享，汉学家艾朗诺 (Ronald Egan) 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普遍认为女性的文艺之才是重担、负累 (burden)，女性作家的手笔如同身体的一部份，不应该暴露。因此，彼时女性创作者不管写得多好，都无法安心地把作品流传出去，多数写完后即焚烧或死前全部毁弃，才能确保自己是清白的、受人尊敬的菁英女性。

即使如此，仍有女性创作者展现不一样的态度。

词人李清照，便试图冲破宋代社会对女性的限制。

李清照除了写寻寻觅觅，也有许多对大时代不满的作品，如“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胡晓真引述艾朗诺的观点表示，宋代并非没有女性写作，只是没有广为流传，而李清照不忌讳传播作品，且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和男性文人相同的地位，剥除社会强加于女性之“累”。


图片｜李清照像

《再生缘》中的明清女性心声

相较于在男性文人把持的社会中挣扎的宋代女性，明清时期的女作家虽然仍受社会规范限制，但创作欲望更发达，作品流传更广。胡晓真说：“明清时期女作家会形成地域、师门、家族或心灵上的群体，全心全意投入创作，废寝忘食，以此为荣。”不过，女作家并没有因此摆脱负累，还是持续挣扎奋斗。

因为“正位于内”仍是彼时女性的枷锁。

其中，就叙事文学来说，流传较广的属清代女作家陈端生所着的《再生缘》，多达 60 万字的书中描写元代的三大家族故事：女主角孟丽君才貌双全，但为躲避他人构陷，女扮男装且更名潜逃，之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朝廷，官拜兵部尚书。虽与夫婿身处同一朝廷，但并未相认。后来因酒醉暴露身份，父亲、未婚夫和皇帝不断压迫她承认自己为女性，致使她进退两难。

然而，因为作家陈端生的真实生活遭逢钜变，《再生缘》随之戛然而止。中断写作 14 年后，受尽人生磨难的陈端生重新提笔写作《再生缘》，不过最终仍没有完成，而由后人增补结局。

胡晓真表示，尽管陈端生历尽艰辛，面对女性生命困境有许多反思，但《再生缘》女主角孟丽君应该卸下官服，重新戴上金钗？抑或无论如何也不应放弃政治生命？陈端生似乎仍无法替孟丽君作出抉择。

清代女性的密语之地：弹词小说

胡晓真指出，《再生缘》在江南地区流传广泛，主因也是使用当时流行的讲唱艺术“弹词”形式创作。

弹词以七字体为主，韵散交杂，表演时以三弦、琵琶伴奏，风格细腻柔美、缠绵。而明清女作家选择弹词，是因为当时女性喜欢听弹词表演，预期其他女性可能也喜欢，自然以此形式创作。

再者，弹词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男性文人对于女性用弹词形式创作根本不屑一顾，不读也不看。胡晓真表示，坏处是女性作品无法得到更多注意；好处是女性可以写出诗、词中不便表达的情感欲望，而不碰触到当时男性文人的主流社会规范，藉此摆脱不少才女之累。

以文学突围，创造不朽的可能

胡晓真进一步欲传达的是，不论是李清照或是陈端生，明清女作家的写作都在为自己创造“不朽”的可能性。此语源自儒家的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

对当时女性而言，名声随血肉灰飞烟灭是非常深沉的恐惧，因此女作家追求留存于世的可能，而立言即是在闺房也能从事的创作活动，写虚构小说时也在写自己，所谓“才女不寐”即是从追求不朽的创作中产生。

除了追求终极的人生不朽的生命意义，根据胡晓真的研究，以《再生缘》开展的文本网络也可以看到清代女性小说发展的重点，包括走出闺门进宫当官，建立个人公众事业，以及探索个人情感与情欲的可能。

但因时代限制，故事几乎都是以女主角“女扮男装”推展情节。

《再生缘》的余波荡漾：女扮男装的实验写作

如清代李桂玉的《榴花梦》盛极一时，故事中的女主角几乎都透过“女扮男装”追求成功。《榴花梦》的女主角桂桓魁生于唐代，女扮男装经略天下，文治武功震古铄今，因而被皇帝封为藩王。此外，也绝不会忽略女性的情感面，如《榴花梦》中深刻地以血泪刻划桂桓魁和女扮男装的表妹的同性之情。

胡晓真说：“榴花梦中的性别转换很复杂，包括情欲、感情占有，以及与男性竞逐的情节，太多层次都值得当代读者去想像。”

清代作家邱心如则认为《再生缘》的孟丽君不肯换回女装，让父母忧心实为不孝。因此，其着作《笔生花》便设计一位近似孟丽君的女主角。不同的是，主角没那么坚决地跟社会体制冲撞，而是选择接受女性命运，把不满埋怨藏起来，以不得已的心情面对未来人生。

然而，清代女作家侯芝则认为《再生缘》打破天地的、阴阳的、男女的和谐，必须要弥补。因此侯芝的《再造天》写道，孟丽君宠溺梦想成为武则天的女儿，最后真的实现女皇统治，却造成国家动荡、遍地疮痍。但是故事重点不在孟丽君的女儿，而是孟丽君如何反省自己的过去。胡晓真认为，尽管侯芝指出《再生缘》危险的一面，但仍可看到她想像武则天形象的女性时，不自觉流露出欣喜和痛快。因此，孟丽君的自省并不能消解小说中女性想成为强人的意志。

受《再生缘》影响，清代女性文学作品遍地开花，不过从结局的差异还是能看出当时女性于传统社会中的不同认知、妥协与挣扎。

胡晓真于演讲总结时提到，在当代重读这些小说，不能仅以女性主义、性别革命的单一想法看这些作品。因为女性弹词小说除了不断在文本中展现自我，同时也深具家国意识，以及强烈的情感表达，和对社会体制的屈从与抗衡等多重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