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女书被称为“伤心的文字”?专访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员刘斐玟,一探这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

采访编辑|刘芝吟、美术编辑|林洵安

田野研究是人类学最重要的工具

人类学家为什么要做田野考查?他们从田野看见了什么? 1990 年代起,刘斐玟走访中国湖南,投入女书田野。她参与拍摄纪录片、搜集歌谣故事,还与女书传人结拜为姊妹!本文专访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员刘斐玟,看见人类学家如何挖掘文化背后的动人故事。

“女书版”梁祝很十八禁?!

女书,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神祕流传数百年,直到 1982 年首度被发现。

“那时候我正在美国念书,兴奋地请朋友带一本女书来。打开一看,”刘斐玟笑着描述当时的心情:“哇!我的老天!”

《梁祝》的故事人人都听过,但“女书版”《梁祝》想必没几人知道──里头描述祝英台洗澡的场景,画面赤裸裸、用字单刀直入,内容非常十八禁!刘斐玟眼睛一亮,觉得太有意思了,这是过去从没看过的文化观点。

数百年来,女书默默流传在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只有女子使用。她们彼此用女书吟唱诉苦、结交姊妹,写在摺扇、绣在花带,亲密分享女人专用的创作符码。

女书由妇女自己书写,不是任何史家的纪录,那我们是不是能从中看见妇女的观点与声音?

刘斐玟越研究越好奇。她收拾行囊、千里迢迢前往江永,寻找当时仅存的自然传人阳焕宜老太太。自此,展开她的女书田野之旅。(延伸阅读:女书文化:只属于女人的字体


江永妇女会将女书写在摺扇、绣在花带或手帕。图片来源│取自纪录片《女书回生》画面

女书被发现时已经濒临灭绝了吗?为什么这个文字会消失?

女书在 1980 年代意外被发现,当时学者寻遍江永一带,只找到两位会写女书的自然传人(没有学校或教材,完全从社会活动传承习得):高银仙、义年华。但当我要前往做田野研究时,这两位老太太都过世了。还好,不久中国又发现一位自然传人阳焕宜。

女书的存在与消失,其实都脱离不了时代性。旧时,女子不能上学,认不得汉字,她们只能以女书共享情谊、创作抒发,代代传承。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女书被贴上“妖书”、“妖字”的标签,文本大量销毁;再后来,随着女性识字率提升,女子也不再学女书了。

可以说,女书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它凋零的最后一刻终于被发现。

研究即将消逝的文化,要如何做田野调查?有遭遇困难吗?

当时学界仅知阳焕宜会写女书,我便以她为访谈对象。有次访谈,我问她有没有结拜姊妹,她用方言回答:“妈愣。”(没的意思)。不久我陪另一位学者去,问了一模一样的问题,想不到她却说有三位姊妹。

“啊?为什么答案完全不同?”后来我才明白,那句方言可以表示“没有”或“没了”。当时天天有人登门采访,她已经熟知“套路”,只要回答“有”大家就会再追问“姊妹在哪?”(但她们都过世了),阳焕宜索性一次回答两个问题。

这个田野初体验是一次震撼教育。一是语言隔阂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重新思考:如果田野对象有了公式化反应,人类学家该怎么找到未曾被看见的文化?

我决定另起炉灶,转往很少人去的河渊村。

这是人类学家的田野挑战:既要跨越各种差异“进入”异文化,但是又得“超越”当下的访谈。


刘斐玟回忆起田野经验,没水、没电、没厕所,爬满蛆的田边茅坑,盛夏时满床的跳蚤,样样皆是田野工作的另一种挑战。图片来源│刘斐玟

听说你的结拜姊妹是女书最后的自然传人,好奇妙!你们怎么相识结拜?

我住进河渊村一年做田野,一边了解当地文化,一边向村民学方言。当时村里从来没有外人,大家对我很好奇,妇女也常常来屋子唱女歌给我听,其中一位是龙玉。何艳新懂方言又学过汉字,则热心地当起翻译。

我和何艳新、龙玉每天一块聊天、唱歌,无话不谈,非常投缘。有天她们说:我们三个结拜为姊妹吧!我便一口答应。


一位是台湾人类学家,两位中国农村妇女(左一为何艳新,右一为龙玉),原本相隔千里、毫无关系,因为女书让她们牵系起奇妙的姊妹缘分,直至今日。图片来源│刘斐玟

结拜姊妹时,你知道何艳新会女书吗?

完全不知道!何艳新告诉我,她小时候跟外婆学过女书但早忘光了,我不疑有他。

后来我回美国写论文,有天听说湖南又发现了一位自然传人名叫何艳新,简直无法置信!“朝夕相处的结拜姊妹会女书,我竟然被蒙在鼓里?”“她明明知道我在研究女书,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我内心盘旋着太多疑问,非常错愕、不解,也很受伤,尽管重回江永几次,始终鼓不起勇气开口问她。

直到 2009 年我们约在北京聚会,那天,她才告诉我:“你来那时候,我日子过得很好,不想去回想那些伤心。”然后何艳新收起笑脸,很认真地说:

女书是很伤心的,你知道吗?太伤心了!


何艳新从小跟着外婆学女书。外婆唱一首,她跟着唱,唱完外婆便把字写在她的手心,让她到屋外拿枝条在地上练习。大跃进时,因粮食不足,外婆遭媳妇虐待,一度自杀;获救后以 85 岁高龄改嫁,翌年凄凉辞世。为告慰外婆,何艳新写下四本女书陪葬,将女书“还”给外婆,从此封笔。摄影│周震

为什么女书被称为“伤心的文字”?

江永妇女把生命中各种苦情,透过女歌、女书来抒发,包括自己的悲苦、其他女子的遭遇,每一则都是真实而血泪斑斑的故事。女书记录了她们生命的悲伤与苦难。

认识何艳新很多年后,她说起一段故事。

她的外婆写得一手好女书,常帮人代笔三朝书(陪嫁女书),写着写着就哭了起来,有次眼泪把整本书都浸湿了。小何艳新不懂,问外婆为什么哭?外婆对她说:“哎,写这些字就是苦的,受了很多苦才写下来,一写就掉泪。”

何艳新隐瞒会女书,让我强烈感受到那种伤心。她的“不说”,其实更深刻“说”尽了女书的苦。妇女用女书诉可怜,“可怜”不是单纯的名词、形容词,而是真正刻凿在她们生命里的悲苦。

这也是为什么我投入田野二十多年。她们一辈子的生命情感,不是三言两语的访谈就能说尽,人类学家必须一点一点挖掘、察觉、拼凑出那些生命情境。

女书这么伤心,妇女为什么要写女书?女书对她们的意义是什么?

佛家说:千年暗室,一灯即明。女书就像黑暗中的那一点微光,当一个女子倾诉的苦,让另一个相同境遇的妇女产生了共鸣,那份共感就可能带给她些许坚持的力量。

1993 年,我结束我的第一次江永田野,没两年,何艳新的丈夫住院。在医院,生死只是一瞬,她想到老伴随时会离世、家里没钱供孩子读书,又再忆起自己一生孤苦,悲从中来,终于拿起纸笔写女书。她一边写一边掉泪,邻床的家属也跟着哭,何艳新说:

农村妇女就是这样,别人难过我们就陪她掉泪,让你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

这就是女书对她们的意义。当人生遇到苦难,她们藉着女书倾诉、悲叹,说自己的苦,也说别人的苦,互相陪伴度过。能说出来就是好的。那些痛苦经过创作、释放、被聆听,会转化成另一种情感能量。除了苦,还有自己挣扎走过的那份价值感。

女书提供了一个场域,让这些妇女能在困境中找到生命力量,这是女书很珍贵的价值。


在生命的困厄时刻,封笔 35 年的何艳新,重新提起笔,以女书抒发心中苦楚。二十多年来,何艳新创作的女书已不下二、三十篇。摄影│林洵安

女书相较于汉字是很特殊的文字系统,为什么你的研究反而很少谈字体?

女书与汉字的对照已经有许多学者研究考据,女书的文字也大量被讨论,但很少有人探讨文本背后的故事和生命脉络。

农村女子以女书“自诉可怜”,倾诉底层女性的飘零。她们透过女书宣泄、寄托,相互支持,女书不仅仅是文字系统,更是农村妇女的生命刻痕。对我来说,这些生命情境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部分。

以人类学方式做田野,把当地文化、妇女情感、生命史交融在一起,很不容易,但这是女书对我最大的意义。


刘斐玟与郭昱沂导演(下图左二)、摄影团队,前往江永拍摄纪录片《女书回生》。因为预算少,团队几乎全自掏腰包完成拍摄,只因他们皆有着共同使命感,希望能为那些故事、那些歌声、那群妇女,留下影音纪录。图片来源│刘斐玟

二十多年了,我还在研究女书⋯⋯

1982 年至今,多数到江永采集女书的学者研究发表后便离开,刘斐玟却几乎每年都会重回田野场域。一度,何艳新担忧地安慰她:“小刘,你是不是研究做不出来?你放心,我们是姊妹,我一定帮你!”让她既感动又哭笑不得。

对她而言,女书凝结了无数妇女的一生,只有一点一滴不断摸索,才可能拼筑出那些浓稠的情感与生命史,而那正是女书的重量。

当女书因为时代需求,逐渐走向观光化、艺术化,刘斐玟能理解,但也更希望传统女书的价值,不因此而被掩盖抹去。把传统女书对传统农村妇女的真正意义记录下来,作为一种史观,便是她的使命。谈起研究历程,刘斐玟说:

人类学家做田野是没有结束的一天。这些妇女的生命仍在开展,我、她们对女书的体悟、感触、意义也不断不断叠加中。


一辈子投入女书研究,刘斐玟说自己有更深的责任感,要把这些生命故事留下来。摄影│林洵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