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没特别谈性别,却让观众看见,性别议题在韩国社会里有话可说。比如,朴海英伸手拨开车秀贤的衣领——她刚因为与犯人打斗而遭到电话线缠颈——然后说:“女人的脖子上不该有这样的伤,别喝酒了,早点去看医生吧。”

在韩国争议不断的《 82 年生的金智英》即将上映,网友持续批评、抗议,最常见的说法是:“女人的处境哪有这么糟糕?女人想太多了。”(推荐阅读:主编选书|《82 年生的金智英》性别非资格赛,比谁惨没有意义

真的,想太多了吗?

《信号》是 2016 年一部收视与口碑俱佳的韩剧。 2015 年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基层警员,意外获得一部对讲机,联络上了 1989 年一位在体制内抗争、追求正义的刑警。两人横跨时空,藉由过去的侦查、现在的科技,侦破了许多难解的案子。《信号》风格硬朗,唯一的主要女性角色也总以强悍能干的形象示人。

它没特别谈性别,却让观众看见,性别议题在韩国社会里有话可说。

第一个攫住我注意的镜头,是主角所属的悬案组侦破一桩大案之后,女主角车秀贤和年轻罪犯侧写师朴海英的对话。朴海英抑郁地看着窗外,车秀贤作为前辈,过来安慰这个第一次见识犯罪现场何等残酷的后辈。朴海英转头,无意接受前辈的“说教”。他上身前倾,车秀贤被逼退了一步。他伸手,有些轻佻地滑过、拨开车秀贤的衣领——她刚因为与犯人打斗而遭到电话线缠颈——然后说:“女人的脖子上不该有这样的伤,别喝酒了,早点去看医生吧。”

简单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反转了两人之前的主客、上下、尊卑。《信号》里不惮其烦地用各种场景告诉观众,警界是怎样一个等级严明的场域。朴海英却能靠着“女人就该/不该怎样”和肢体上的侵略性,占了前辈车秀贤的上风。“性别”,当然是一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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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刑侦剧的受害者几乎都是女人,编剧想说什么?

藉由车秀贤的职场经验,观众可以看到 80 年代末期韩国女性的困境。 那时的警察局甚至没有一个属于女警的、可供休息的值班室,即使上司特别关照分配了一个,男同事的反应不是“女人就是麻烦”就是“女人就得多照顾点”。车秀贤突破了女警的窠臼,加入了刑警队,但她所担负的工作仍然是花瓶、门面,负责倒茶送水、处理情感纠纷相关案件,还得被同事怀疑她对骗财骗色的渣男的愤怒是不是因为自己感情出了问题。

回到案件本身,剧中大多改编自现实事件的案件,受害者几乎都是女人。小女孩遭到绑架撕票的案件,让她的母亲十五年如一日地在警局前面抗争,风雪日复一日沧桑了容颜。改编自华城杀人案的京畿南道杀人事件,一共有九个女性遭到杀害,只因为一个精神异常的男子、和他那总是以“孩子从小没了母亲才是最可怜的人”为他开脱的父亲。

为了遮掩富二代糜烂生活和政商权贵勾结而产生的大型窃盗案,一连串阴错阳差之后,最尖锐的冲突发生在大桥断裂后被压在废墟底下的两个女孩,生死存亡之际谁能抢到生机?坠入深深的桥底的、身受重伤的女高中生何尝不是一种暗喻,各方角力之下受害最深的往往是社会底层,而底层的底层是无助的年轻女性。

红院洞连续杀人案的罪犯以“帮助受害者解脱”为名残忍杀害多名女性,除了是因为女性在体力上不具优势、容易受害之外,也是因为加害者在观察周边环境时郁郁寡欢、活得痛苦的,往往是女性。让观众不禁要问,为什么女人总是这么不快乐?那些低落的、麻木的、拖行着脚步的、被生活压得喘不过去的女性,是怎么被社会形塑出来的?编剧留了这一幅惨烈的众生相,让人深思。

最后是改编自密阳集体性暴力事件的仁川案,在侦查过程中血淋淋呈现在萤幕上的荡妇羞辱和对于“完美受害人”的苛刻,直到今时今日,都还是当代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比性别困境更可怕的是,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

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编剧自己也无意识地忽略了女性的困境。

剧集花费了一些篇幅,刻画男女主角感情的进展。作为资深刑警的男主角李材韩一开始对菜鸟车秀贤又要占用值班室、又不会开车感到深深的不满。随着车秀贤展现自己的刻苦坚毅的学习和办案能力,逐渐让李材韩对她改观。终于,在某一次车秀贤又得去为长官递茶送水时,李材韩直接抢过茶盘代打上阵,让正准备欣赏妙龄女警的猥琐上司们尴尬不已。运镜的方式、角色的反应呈现出“好浪漫”、“好感人”的氛围。

代妳受女人“该受”的苦,成为角色示爱的方式。

可是,不论前期的愤怒、后期的心疼,李材韩的焦点永远在:妳(女人)为什么要要求特殊待遇、要求单独的值班室?妳为什么眨着漂亮眼睛、毫无气势,让人可以差遣妳?妳为什么要去递茶送水不懂拒绝?而剧集的拍摄方式显示出主创人员似乎也没有意识到李材韩的思维有多么不对劲。

警局的空间分配不合理,变成了女警要求特殊待遇;职场上被迫承担的情绪劳动,成了女警不懂得拒绝;上司对女下属的意淫,是因为女警的眼睛太漂亮。《信号》花了大篇幅强调人们(特别是男人们)如何在权贵勾结的困境里反抗、反思,却没有留下一点空间和距离让观众思考,在结构底层的警员之下还有更受压迫的群体,女警。

女警的困境被整合进男女主角的感情线、车秀贤个人的成长线,彷佛当车秀贤用皮衣取代荷叶领衬衫、用俐落短发取代柔和的长发,成长为面无表情、坚毅干练的资深刑警时,一切的困难就都能迎刃而解。

女性的艰困很日常、很细碎,有时连那些高声疾呼的人都没发觉

将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转移到个人是否努力、是否反抗的问题,不仅反映在女主角的职涯,也反映在剧作对侦办案件的解读。在红源洞杀人事件里,凶手虽然在杀人的数量上和手法上都是全剧数一数二的残酷恐怖,却非常难得地得到了主角朴海英的同情。这是第一次,朴海英抓到凶手时没有伸张正义的痛快,反而因此开始质疑社会安全网是否漏接?杀人犯如何成型?他因为凶手的遭遇开始反省和思索何谓正义。

然而,这个“无辜”的加害者如何走到杀人的地步?剧作告诉我们:是他的母亲造成的。

镜头剪辑,用几个画面带过加害者的成长历程,被母亲无辜地装入黑暗的米袋、被母亲硬塞饭团,罪犯当时只是个无助渴爱的小男孩。难得捡到一只小狗,也被母亲残酷地杀死,男孩震惊的眼神让人心疼。从头到尾,母亲的脸甚至从没有出现在镜头里。镜头的取舍让母亲成为没有面目、没有故事的加害者。

《信号》的编剧告诉我们,杀人犯可能先是一个受害者,才是一个加害者。可是,他忘了告诉观众,这样一个病态的母亲,又遭遇了什么才成为一个加害者呢?一个莫名伤害孩子的母亲,成了红院洞事件受害者悲剧最终指向的必须背负责任的人。主角和观众甚至都忘了去问,杀人犯的父亲去哪了?

对于许多人而言,母亲是家庭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父亲失能,我们期待母亲出来一肩扛下双倍的担子。因此,父亲的缺席是情有可原,母亲的崩溃却可能制造了受伤的孩子、残暴的嫌犯,与更多破碎的家庭。那些将母爱与生物本能捆绑的“科学研究”、那些孩子出事时矛头直指“不负责任的母亲”的新闻报导,还有像《信号》这样基于戏剧的留白和精简,过分简单地将失能母亲与残暴罪犯挂钩的大众文化,都在在地沉痛告诫每一位母亲:妳是最需要为家庭、为孩子负责的人,妳不能承受不了、不能放手,否则,孩子伤了、孩子病了,都是妳的错。

《信号》的勇于揭露和力有未逮让我们知道,性别议题不必被框限在特定的主题和剧情下。性别的困境很日常、很普遍、很细碎,它可能存在于罪犯看似无差别的行凶,也可能存身在上司和下属之间的角力,更有可能隐藏在看似怒其不争的爱的语言。单一性别必须应对的艰难处境,在编剧的笔下让人感同身受,同时也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刻从画面和台词里逃逸出来,让人们知道要为性别平等的社会所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再回头看看《 82 年生的金智英》,还会觉得作者想太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