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文微雷）拥有心理临床经验的作者认为，《小丑》想告诉我们的是，社会偏见和歧视会造就一个生命个体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文｜吴天慈
男主角瓦昆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的演绎如此引人入胜，走出电影院时，内心有股深沉的痛楚，难以形容的，我想这就是导演希冀观者理解的心情吧。
想要建立自我价值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却屡屡挫败，着实令人感到孤单，也难以相信似乎需要成为“只敢躲在面具背后的小丑杀人犯”，才值得被看见、被重视，而最终，仍抵不过社会的压迫，只得在精神病院过完余生。最后一幕医护人员与亚瑟间的追赶，像极了汤姆猫与杰利鼠的互动过程，呼应着片头对街上超级老鼠的描写，或许最后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脱口秀最后走向如此。
电影穿插卓别林的怀旧影片，现实中，卓别林跟亚瑟的背景有些许相似，从小失去父亲、“母亲”曾住过精神病院、在贫困的环境下长大。看着影片中的卓别林不断因为出糗、反抗社会体制、走在钢索边缘而滑稽地逗弄观众，一开始的亚瑟并不想反抗体制，渴望透过自己的努力带给世界欢笑。
从一开始用心、卖力工作的舞姿，华丽地旋转着广告牌就像悉心照顾共舞的女伴，在人来人往的高谭市街上，于众多的忽视中，如此受人瞩目，以广告的角度来看确实发挥效用，但招来的却是青少年的作弄，甚至藏不住不知由来的气将亚瑟往死里打，自己就像是超级老鼠人人喊打般弃之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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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说人生如戏，但戏真的如人生吗？
卓别林的其中一句名言：“我最成功的一次演出，便是出现错误的那一次。”笔者不禁想着亚瑟的生活又禁得起几次的“错误”。先天的障碍使他异于常人，加上后天环境不客气的玩笑，让他时常无法照剧本顺利演出，每每试图再站上社会角落的舞台，却一再地出糗，从广告牌的碎裂、妇人的斥责、遭暗算的枪枝、汤马士的一拳、精神病院里病历的描写、幻觉过后的恍然大悟、莫瑞的冷眼与调侃等。那些他曾真心相信和爱过的世界，不断冷眼、提醒，甚或嘲弄着他的错误，他成功了吗？“我希望我的死比我的人生更有价值。”不论片头、片尾都聚焦着这句锥心刺骨的文字。
图片｜《小丑》剧照
自我价值的基本核心在于自信、自爱和自尊。当亚瑟遭受路边青少年的作弄、同事的陷害、公车上妇人及老板在不理解情况下的鄙视和否定，他是如此地不满和悲伤，却也奋力地靠自尊爬起、靠带给世界欢笑的自信活下去。
下班回家路上，看着他的背影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上一阶又一阶的阶梯，就像他的生活一样，虽然贫穷、社会也收起了善待，但依旧背负着这些疼痛，努力，从挫折、打击继续向上爬，却又在看似崭新的一天中被拉扯下。
剧中他发笑时，似乎总在感到紧张或冲突的片刻，像是在公车上本着良善的使命，逗弄孩子给予欢笑却遭来孩子母亲尚未理解前先到来的嫌恶；华尔街富人调戏车上女子，最后招致的威胁；和舞台上的表演等。从必须哭着笑地应付这世界，到后面在正常反应应是难过、害怕、气愤、紧张的时刻，精神疾病让他必须笑着呈现，如同母亲每叫着亚瑟 Happy 的小名，笑与哭之间，容不下一丝喘息的空间。
面对不知道是悲剧还是喜剧的生活，或许他总是经验着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拜托不要解雇我，这是我最爱的工作了。”当亚瑟在儿童医院尽情表演却掉落枪枝，即便幽默地化解出错的张力，也得面对对他来说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工作的失去，他不知道自己还剩下什么，找父亲的旅程中发现自己的身世是一连串的谎言、最后连幻觉都欺骗了自己。
整部电影的每个环节都程度不一地影响着一个人，如同我们存在社会中的每个小细节，试想，自己是否曾因讨厌某位师长而在某个时期对其所教的学科产生排斥感？同侪压力下，曾放弃或失去过某些偏好？或当命运无情地剥夺了自身某些权益，甚至曾想放弃过？这些情境下的妥协、将就，跟相对好的例子一样不胜枚举，小则影响当次选择，大至影响人生。
许多发展心理学的相关研究都在探讨遗传（先天）和环境（后天）对人的影响，甚至发现它们彼此间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s）影响力甚钜，临床中的病理现象也大都是先天基因与后天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也许后天环境不完全可以克服先天遗传或早期的创伤，但影响力绝对大过一般人的想像，遭受什么喂养，最后多半成为那个模样。
成长阶段每个境遇都会影响着一个人的选择，要找到自己真心向往的事情更是不易，当亚瑟面对孩子真挚面容时所流露的真诚，笔者相信他真心想带给这个杂乱不堪的社会一抹欢笑，但究竟是什么迫使他一步步走向万恶的深渊？社会心理学中提到包含社会偏见和歧视、不适当的行为楷模、资讯不对等、习得无助等，均会造就一个生命个体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一幕鲜明的画面在于亚瑟受邀于莫瑞的脱口秀，去程穿着对比社会灰暗而带着冲突感的小丑装扮，一步步以轻快、优雅的舞姿扭动着身躯舞下阶梯，每个舞步都像是燃烧过后的自由，但也有种连舞蹈都无法消弥的忧郁和愤慨。
既然再怎么努力，原本相信的世界依旧糟蹋、遗弃了自己，何不以另一种因被社会气息压抑的认同者所高举的样子活着？在化最后一个小丑妆时瞥见汤玛士写给母亲的爱欲文字，画面随即带过，究竟自己的生父是谁已不再重要。话至此，是否也联想到过往新闻曾出现的某些角色？电影留给我们的是个无言的结局，深刻如真实人生般，许多社会案件或更多藏在社会角落的生命，有个令人悲恸的走向、殒落一再地发生。
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存在着喜怒哀乐，导演提到并不是要人同情暴力，而是“现代观众已经习惯大堆头卡司与大场面特效，但我想让观众看到一部深入刻划角色的电影。透过这样的角色，传达同理心的讯息，更重要的是留给观众针对现在所处的世界，一个反思的空间。”
电影里，一句话令笔者印象深刻：“所有人都希望有病的人，假装自己没病。”心理治疗的临床经验中，几位个案曾跟我说过类似的话：“多希望自己得到的是癌症。”
心理的痛楚和压抑往往隐形于人际之间，相对诊断、数据来得不易意识、理解和接纳，尤其台湾近二十年才逐渐重视心理层面的照护知能和落实，相对欧美国家来说接受程度较为不高、给予支持与协助的动机较为匮乏，即便在高谭市里，社福单位的心理治疗师告知亚瑟：“没人在乎你，更没有人在乎我。”
如果说环境的影响力确实存在，那社会中的“happy”与“put on a happy face”之间，又可以多容纳些什么？或许电影里也曾有那么一线生机过，在亚瑟的幻觉中，他渴望亲密关系，那是人际间支持、接纳的一种形式。
邻居苏菲在亚瑟打着诳语时，不给予评价的会心一笑，更像是流露一种“我知道你没有这么坏”的同理和接纳；真相大白前，母亲身旁总有个位置等待亚瑟一起看脱口秀、一同谈论偶像的陪伴；公车大婶在看见亚瑟随身携带的卡片后，予以理解而不是更多的嫌恶与评价；在失去工作前，老板也曾提供工作上的支持，替先天缺陷的亚瑟制作说明小卡片；同事在亚瑟失意时的安慰；又或者苏菲在亚瑟面临母亲病倒时的一个拍肩与一杯咖啡等。无不描写着这社会需要更多的理解、体谅和支持，以满足身而为人需要的自我价值和归属感。
“是我的错觉，还是这世界越来越疯狂了？”世界一直在变，或许我们可以在意识之后使社会更加疯狂，或者变得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