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心理学看《返校》，也许，重要的不是想起，而是知道。
环观一些影评或身边友人的观后感，《返校》所得到的评价其实蛮两极，主要可分为两点：（1）如果它是一部政治色彩的电影，它有否成功反映白色恐怖时期的样貌，和对此展现出反思的批判？以及，（2）要是如电影监制李烈说“《返校》注重的是人，所以不应拍得太政治化”，那女主角方芮欣的回忆或赎救之路，有否成功达至结局的“致自由”（个人／政治）？
放心，今天这篇不全是爆雷的影评，我会先从这些疑问去思考家庭无形的影响力，绕道到最后才来回答《返校》的影评为何如此两极。
图片｜《返校》剧照
“这原来是我的错！”是的，但这句话不全然对
在心理治疗的工作里头，常常强调唯有当个案意识到他所抱怨的种种家庭、人际、感情困扰中，其实自己也掺了一脚，甚至是由自己的潜意识挑起，即错不全然是别人的时候，他就因着“背负起自己的责任”而渐渐走上改变的路途。这的确是一个令心理师和个案都感动的时刻，经典的对白是：
“啊！原来这些事是我所造成的，这原来都是我自己…（怎样怎样）…的问题。”
不过在心理学上，我们会发现一些个案其实是过度神经质（excessively nervy）的小孩，他们常常会自惹麻烦，变成别人眼中的讨厌鬼，甚至引来别人的霸凌。要是心理上的问题没有得到处理，他们长大以后，又会常常在关系上受挫，在别人眼中成为任性又自我的攻击者。事后，他们又总是为此愧疚，无奈于不受控的情绪爆发和自我的恶（badness）。而为了能让自己感到安心，他们就要有能力在外边看见自己内心的善（goodness）[1]。
好比一位个案，他很需要在各种志工服务上让自己看到自己内心的“善”，来对抗他常常在关系中不受控地反应的“恶”。在一段长时间的心理谘商后，他渐渐意识到自己在意着甚么、因甚么受挫、内心有甚么念头、最后造成怎样的结果。因此，于是他──就如《返校》的方芮欣──回过头来承认自己的“恶”和面对自己一手造成的“错”。
然而，“面对恐惧以后才有自由”的自我救赎之径，并未顺利上路。每次投身于关系之中，不管个案他带着多大的善意，做出来的、或别人感受到的，常常与自己想像的不同。原因我会说：因为他又把问题全都揽到自己身上！但更准确的说法是，他“记”起来的问题并不是全部，他其实仍被一个无形且不自“知”的、更大的背景深深影响着──所以现在让我们来问还未问的：这个小孩怎么会过度神经质？
图片｜《返校》剧照
不是不想记不起来，而是根本记不起来
人不可能独立于环境而长大的。所以早期环境，即家庭对个人的无形影响力，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我听过有一位女性，她从小受到父母极高要求的管教，只要无法于 XX 女中拿到第一名都会被惨惨的修理。长大以后，即使受忧郁困扰的她，也一再希望以工作上的成就来换取父母的认同。但当她的心理师点出：
“其实你是很怕父母不爱你（意指她从来没有真正感受到父母的爱），某程度而言，你不敢相信你父母小时候对你是很差的。”
她被这句话吓坏了！一般人认为浅显易懂的事实，却是她为了活下来必须防卫的。
这位女性个案从来没有思考过、也意识不到自己今天的情绪问题，其实跟早期家庭环境有怎样直接的关连。所以她瞎忙了半辈子，用尽不同方式调解自己生活上的各种问题，认为有好好面对自己的“恶”与“错”，还是没有如愿。同样，上文提到的那位男性个案之所以会如此神经质，是因为一连串交织的隔代教养、家暴、父母对他的态度、他对父母的复杂情感所造成的。然而，这些东西已经淡退至能发挥最大潜意识影响力的背景之中，不经过长期的谘商，我们都难以发现并思考这些过去怎样于今天仍旧无形地作用着。
所以在心理治疗的自我救赎之旅中，“记起”那些自己的恶所招致的错，并不必然能解决问题（当然也是重要的一步），因为常常真正重要的是“记不起来的”、在无形中引领着“错”的环境影响。
要面对它，不是用“记起”，而是要去“知道”，就是重新建构起来。
可惜的是，不只心理健康程度较差的个案，连一般人也不一定能够／想要“知道”，因为它就在我们的内在隐身着。
图片｜《返校》剧照
“原来我不被（国）家所爱！”当认尽一切的错，反而赎错了罪
绕了一圈回来，是时候回应《返校》的影评为何如此两极。相信有认真看上文的读者已经自行猜到，评价两极的原因就在于：《返校》的确注重人，方芮欣内心的赎罪与自由，却忽略了这个人的政治环境影响力。
《返校》里那只提着灯笼去抓人的怪物（衙差？香港电台的《头条新闻》就是用衙差来影射香港警察）的脸是一面镜子，当芮欣选择去面对自己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时──“我不要忘记，我要记得”──镜子就破掉了。而且她不跟魏仲廷一起离开翠华中学，要去找自己间接害死的张老师。镜子所映照的，或那句“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所指的，始终是在“局外”的芮欣自身的罪恶感而已，若说有甚么跟“局内”政治有关的，就是她利用了这个国家机器来实践了自身恨意的遗憾与创伤。
一如有文章一针见血地问道：如果芮欣的举报没有导致张老师被国民党捕杀，她还会内疚吗？她还会对政权有所不满吗？[2] 我相信不会。因此，芮欣的赎罪，只做了一半！她记起来的也只有一半！民主与自由精神只是牵强地跟她扣上半边。
她虽然记起“都是我的错”，却不知道自己的错的生成背景为何──从家暴的父亲和不管孩子的母亲环境下长大，到白色恐怖的政权下当一个不念禁书的乖学生认同，背后都指涉着她不敢思考“原来我不被（国）家所爱！”、甚至一早被它所害、塑造成我今天讨厌自己的样子。
《返校》影评的两极化，就如同监制李烈希望注重电影中的是人，那些个体的罪与赎，但又希望把民主自由这些政治意识扣上边。或反过来说，《返校》明明就是一出政治意味浓厚的电影，不幸是芮欣辛辛苦苦的赎罪，却又逃避了身上的“政治环境／家内戒严”问题──一种整个世代的创伤都以“不该提”的方式传递[3]，或以精神分析的用词，这些事情被“内在的监控者：超我”禁止去知道。
有时候，“这不是你的错~”这种俗辣的心灵鸡汤也是有道理的。只是它的表达过于无力，一如还魂的张老师对芮欣说：“害死我们的并不是你”，或人们只会把所有错都归到自己头上。也许，要真正面对这段（国）家的环境创伤，是“害死我们的既是‘你’，亦是你还不知道、却在你内在的那个‘非你’”。
“对我感兴趣的人，必然有点甚么疯狂的东西”：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