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写自《这是爱女,也是厌女》第二场新书发表会“爱女/厌女文化中的性侵受害者──误解与突破可能”侧记。#MeToo、#TimesUp 等 hashtag,串联全球数百万受害者,在社群网站上书写自身遭受性骚扰/性侵害的故事。但是,台湾有自己的 #MeToo 吗?

这两年,#MeToo、#TimesUp 等 hashtag 串联起全球各地数以百万计的性暴力受害者,他们在社群网站上书写自身遭受性骚扰/性侵害的故事,让社会大众惊觉,性暴力事件远比想像中更近、更多。但是上述行动在台湾并未激起太多的火花。并不是台湾的性暴力事件特别少,而是台湾的性暴力受害者特别沉默。

为什么在台湾,遭受性暴力的经验对很多受害者而言,是一件如此难以言说的事?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社会只容得下一种样子的受害者:如果你没有顽强抵抗、没有声泪俱下,如果你的表现有任何一点瑕疵,那你就不是合格的受害者;那么,你的故事是假的、你的痛苦与不舒服都不被承认。(延伸阅读:台湾 #MeToo 困境|梁心颐:“当我说出受害经验,大家只想追问恐怖细节”

报复式色情受害者:当你受害,而整个社会联合起来羞辱你

最明显的例子是报复式色情(revenge porn)的受害者。政大新闻系的方念萱老师指出, 报复式色情的受害者不愿意暴露的部分被暴露在了社会大众面前,而大众却并不承认他们是受害者。不仅如此,这个社会反而用价值评价的方式将暴力加诸其身:你们的私密影像被流传,因为你们是荡妇,这是你们自找的。这样粗暴的指责不仅略去了传播与观看者作为加害者的角色,也对影响受害者选择拍摄与否的社会文化性别脚本视而不见。(延伸阅读:我的身体你的欲望,“偷拍”真的无法可管吗?)

认定女人应该“说不拍就不拍”,而一旦拍了、流传了,“要拍就不要怕”,这种说法、坚持,完全忽略了性脚本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力,以及厌女当道时,这样的指点与评论是如何呼应了厌女文化,忽视了女性在社会、文化、亲密关系中所受到既有规范的束缚。——节录自《这是爱女,也是厌女》p.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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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文化的身体观,让性暴力受害者极度痛苦

政大法律系的陈惠馨老师则提到,我们的文化让性暴力受害人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困境,他们没有语言,也不知道要如何说。这种说不出口的情况并不难想像: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不合理的对待时,都很难当下做出回应,只能在心里生闷气,更何况是性暴力受害者,面对这么严重的侵犯、处于受害的惊吓,还常常陷入自责:一定是我哪里不对,才会成为受害者。是我说错话了吗?是我做了什么,让他挑了我?

陈惠馨老师也希望大家理解,性侵害的文化议题。

每个文化有不同的身体观,我们对身体的感觉有文化因素,而我们的文化让我们太在乎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身体的暴露。这样说并不是要性暴力受害者不要在乎自己所受的侵犯,而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想想,我们的文化对于性暴力受害者的压迫有多重,这种文化使得报复式色情的受害者非常痛苦。

陈惠馨老师曾经陪伴一名遭到强暴的被害人。那位被害人在经历报复式色情之后,没有钱可以生活,也不敢出去工作,因为怕被人认出来。事件不断被新的事件盖过去,大众的记忆会慢慢消逝,当事人却被困在“万一有人认出我怎么办?”的恐惧之中,再也走不出来。

谴责受害者 3.0:为什么“不要踩在受害者的位置”这么难?

即使是“典型”的性暴力受害者,也面对着难以言说的困境。政大法律系的王晓丹老师关注性侵受害者所处在的二元对立的困境,他指出,性侵害的受害者往往很难诉说遭受性侵害的过程,他们会自我谴责,并且想像社会将如何谴责他们。王晓丹老师将对性侵受害者的谴责分成了三个版本,受害者往往会依循这三个版本来叙述自己受害的经验,从而陷入了混乱:

  • 1.0 版:性压抑式谴责——是不是因为你穿得太暴露/另有图谋/酒喝太多/不检点才被性侵?
  • 2.0 版:1.0 版性压抑转换成性解放式谴责——没事啦,现在社会那么开放,你干嘛把它想得那么严重!
  • 3.0 版:则是更为复杂而困难的谴责版本,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如果你不是可怜的被害人,那你就是自己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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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二元对立包含了三个层面:自由主义式的同意/不同意概念的单面性;被害者/能动主体的二元对立;脆弱性/能动性的二元对立化约论。

这三个层面让受害者难以言说自己被侵害的过程。他们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受害,但却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即使他们尝试说出来,也常常遭受质疑:你如果有能动性,就不是受害者;你如果要避免被侵害,就应该有能动性。

为了打破这些二元对立,王晓丹老师认为有必要引入“脆弱性”这个概念,从而改写能动主体——人人都有脆弱性,人人都易感、易受伤。协助性侵受害者,必须正面肯定其易感易受伤的本性,拒绝阳刚的主体模式,避免上述的谴责版本,在这些前提下,受害者方得以发展多种多样的主体模式。

抵抗并非一瞬间即可完成,抵抗是生命里不同时刻记忆的交错,串联起持续的突围行动,在遗忘与追寻间琢磨自我,在模糊与清晰间不断往返。每一个不正义的性暴力都是个别的单一事件,此种不正义都有其单次性(singularity),“因不同个体的机遇、选择与生命情境而有其不可重复的性质”。——节录自《这是爱女,也是厌女》p.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