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婕评韩国小说《他人》。如果女人没有自己的名字:“吸尘器”、“说谎精”,我们只是坏法不同的坏女人。小说中的这些面孔,像我也像妳:依恋障碍、抖 M、低自我价值、好妒、怕寂寞⋯⋯坏就坏了吧,坏掉之后,就想办法活下去。我们不怕恶劣,只怕那点小奸小恶跟不上抵挡这世界。

这个时代的女性意识就是:妳知道妳不必刮腋毛,但妳还是会买把除毛刀。

别人都刮,妳敢不刮吗?夏天穿无袖洋装最好看了,但手臂稍微抬高一点点,黑色的毛飘晃出来,就提醒妳:“妳是羞耻的女人。”所以要刮啊,一个人的时候,浴室被泡泡淹满,举起手臂对着小小的祕密铲进去。等腋下变干净了,妳就能重新是好女孩,就能被爱。

台湾女作家个个都刮腋毛,但没人写女性主义小说了。现在流行酷儿、国族、历史——那些让女作家看起来不那么像“女作家”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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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他人口吻,方能说出自身故事的女性们

女人是一组脏话,越美就越脏。韩国女作家不怕脏,她们写,毫不避讳地写,写到让人烦、让人腻。男人看了讨厌,女人看了更讨厌—因为太真实,妳不可能不从中找到自己。

这股风潮要从二○一六年,赵南柱的长篇小说《82 年生的金智英》说起。赵南柱以韩国八○年代菜市场名“金智英”为女主角命名,虚构的小说形式挥发出比报导文学更强的能量—《82 年生的金智英》点燃韩国 #MeToo 运动,战火之烈,连公开表示自己读过此书的女艺人都被男粉丝烧毁照片泄愤。(延伸阅读:《82 年生的金智英》:韩国去年最畅销的架空小说,也是我们的真实世界

台湾读者较熟悉的,还有稍早孔枝泳的《熔炉》。《熔炉》以光州听障学校性侵案为蓝本,书中正义之人未能全身而退,运动以失败告终,然而书外,《熔炉》引发的社会动能促使案件重启调查,国会修正性侵害防治法。

议题昭昭,不过,女作家们似乎仍不习惯让笔下的女人为自己说话.《82 年生的金智英》以精神病作为外衣,金智英进入其他女性角色方说出心声;《熔炉》则由男性外来者揭开雾津小镇的沉默暗影;再远些,还有韩江《素食者》,被丈夫恫吓后陷入恶梦循环的女人,直至精神分裂也没为自己说过一句话。(延伸阅读:逃出《熔炉》,校园里的无声呐喊)

不同叙事者,拼凑出的伤害如此相似

时代越晚,越敢朝心脏开枪。一九八六年生的姜禾吉,在《他人》里将女主角亲推上火线:贞雅上网披露自己遭到亲密关系暴力的经历,希望藉由社群媒体的力量攫取正义,却被 Twitter 匿名帐号攻击。

姜禾吉让不同叙事者轮流发声,一步步拉出往事的线索。这样的手法,日本女作家凑佳苗早玩得出神入化,但凑佳苗没有鲜明的性别意识,仅拆解真相,而《他人》中,性别意识即和对真相的理解盘结在一起——

记忆像洋葱层层剥开,到头来,才发现你的伤害不是你的伤害,所有人在年少纯真的时刻,都被同一双看不见的手弄坏了。

“吸尘器”、“说谎精”,我们没有自己的名字,我们只是坏法不同的坏女人。姜禾吉描出的面孔那么像我也像妳:依恋障碍、抖 M、低自我价值、好妒、害怕寂寞⋯⋯坏就坏了吧,坏掉之后,就想办法活下去。不怕恶劣,只怕那点小奸小恶跟不上抵挡这世界。

我们都是受害者,也都是犯罪的人

这是本每个人都看得懂,但很少人能坦然喜欢的书。小说家把刀往自己身上捅,逼你顺着刀锋一寸寸看过去——Me Too,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犯罪的人。

受害者自我检讨没资格做受害者,可加害者也不愿认领加害的罪名,就在这个地方,姜禾吉比其他女作家往前多走了几步。

秀珍之所以和贤圭交往,因为贤圭是伤害她的男人向往成为的人,尽管在她看来,模范男友和加害者其实没什么两样。秀珍选择最华丽的报复手段:她知道痛点该怎么踩,知道关于自己的谣言该怎么传,“她在排挤、无视东熙时,彻底遵循了男人的规则,需要大家的保护时又再度变回女人。”(200 页)

姜禾吉太熟女性主义了。她一层层翻上去操作,甚至让“理论”直接现身。小说中有一极具张力的人物李康贤,教女性文学的女教授,但李康贤不仅未替受侵犯的女学生主持正义,甚至压根反女性主义。

李康贤出身重男轻女的家庭,连名字都取得像男人。于是李康贤学到,绝不能以“像女人”的方式活下去,她不仅排斥其他女人,更以践蹋男人为性快感的来源,“政治正确?那种东西拿去喂狗吧。”(218 页)

权力翻转的滋味太迷人了:“各位男同学,孩子们,好好忍耐吧,你们这辈子好歹也得感受一次吧?死不了人的。”(218页)

犯罪者应该自觉有罪吗?我们只是用曾被伤害的方式伤害他人罢了,谁不是这样长大的—承认吧,妳也偷偷说过别人的坏话:哪个女生自拍不自然、妆太浓、不会穿搭,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不打扮也漂亮的就是做作或骚。

女人的坏来自斑斑血泪,可男人究竟也有余辜。《他人》中,父权之恶是有起源的。李镇燮第一次动手打贞雅,是因贞雅得知他负担全部家务后脱口那句:“在你们家,男生也会做事。”(118 页),理性家长秩序深深伤害身为长子的李镇燮,想殴打妹妹却未能遂行的冲动,由女友的身体代偿。

读到这,你也累了吧。我承认,要是整本书只写伤害就不好看了。《他人》推进叙事的动力,其实是比伤害更根源的东西:爱。借用丹娥的话是,“爱并不是为了变得不幸,爱了之后却会变得不幸。”

暴力环伺之下,贵重而脆弱的女性情谊

真正让女人无法释然的,不是对男人的恨,而是年少时爱过的另一个女孩。他者毕竟是与我无干的人,最难忍的,是同类相杀。

贞雅先丢掉秀珍,秀珍再丢掉宥利。她们绝交时共同的密语是“以后我不想跟妳走得太近”。说出这句话,我跟妳就不再是同一种人,我不是跟妳一样的女人,我不是会被男人辗碎的人。

最残酷的是,女生跟女生想重修旧好的时刻,男性暴力便接踵而来。当秀珍读完描写女性亲密依存的《简爱》,想重回贞雅身边的那个夜晚,就遭遇不幸。彷佛只有在没有男人的世界里,女生才能互相亲近——成年后贞雅交好的友人丹娥,让她动用“人生中唯一称得上是正确选择的事”这样的修辞来信仰的女人,是抱持单身主义的教徒。

其实,姜禾吉写女生和女生的情谊美极了。相较于性暴力刻划得隐晦模糊,小说家真正念兹在兹的,是那贵重而脆弱的少女乐园:在秋天的田野上,贞雅和秀珍曾以花为戒结盟;丹娥与贞雅将头枕在彼此肩上;宥利和秀珍触摸对方的手指,吟诵自己创作的诗⋯⋯

不合法的感情最纠心,姜禾吉只愿意写温暖的女体,只肯让女生和女生有细密的肢体接触—这是她身为女人的浪漫,也是她对女人的不忍心。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小说家最终何以给出过于乐观的结局。

向那些掩盖自身创伤的“他人”伸出手吧

书名的“他人”概念,是希望脱离污名化的“我”。然而读毕小说,我最关心的是,女性书写要如何将伤害的能量转化为对“他人”—那些自认没有性别创伤、也不想揭开创伤的人—的邀请?还有,像《他人》这样高度聚焦的作品,又如何在议题与艺术性之间取得平衡?

故事里,秀珍遭受创痛后,不断寻找相似的文本:“亲身经验的声音令她恐惧,进入虚构的故事中则相对轻松,没人会发觉她读了什么。”(176页)故事之外,《他人》的许多读者则恐怕是相反的—我们躲在小小的舒适圈里,嘿现在同志都可以结婚了,都什么年代还谈父权压迫?性别议题只是过期的女权自助餐吧——

读这本小说的不适感,正是为了逼我们直视那把除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