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高中毕业典礼上,你会听到老师们说:“离开学校后,你们就再也找不到这种友谊了。这是你们往后最美好的回忆!”也许对某些人的确是,但对于被霸凌过的同学而言,谁想要这种回忆?

每每一个学生阶段的过去,尤其是国中或高中那种理应洒泪怀念的毕业典礼上,老师们总是动情地说:“这是你们日后最美好的回忆!是你们离开校园以后,再找不回来的友谊!”也许,对某些人的确是,但是对于被霸凌过的同学而言,谁想要这种回忆?编辑推荐:“一群人欺负一个好人的故事”校园霸凌背后,充满人性的“黑羊效应”心理学

“这是活该的现实或梦境?”当没有人记得我被伤害过

有一位男士,国中时期因为身材肥胖和不属于一般所谓的阳刚气质型,常常受到同学的言语挑侃与侮辱。有一次他跟同学争吵,没想到对方跑去告状,老师就气冲冲地跑来教室惩罚他,却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后来更把他从前段班调至后段班,往后的校园日子想当然也不会好过。这段二十多年前的回忆,到今天依然是梦魇般的创伤,他说:“后来我有回去学校,那位老师只是笑笑的跟我聊天,彷佛当年的事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我记错啰?!”延伸阅读:老师也会霸凌学生?会,而且比你想得严重

如果开心快乐的回忆需要记得,那别忘了,伤心痛苦的同样!我的意义并不是“分担痛苦,痛苦就会减半”这种心灵鸡汤,而是说一件有重要情感意义的事,若没有他人的见证、看见、同理,甚至被相关的人士默默忽视与否认,临床上会发现,这个痛苦的记忆就会渐渐与幻想或梦无异。这不是对记忆的潜抑,而是因为区分现实与梦境的潜抑失效了,使得情感(如恨)变得没有方向,让人对面这些回忆时彷佛置身蒙眬的迷雾里,整个自己被由恨意而生的毒雾笼罩着:“难道我就是活该?”

图片│《声之形》剧照

“我要一辈子穿着盔甲?”当我拼命为自己活下来

另一端的情况则是,被霸凌者动用了各种手段、资源、优势,化解了被霸凌的恐怖,或至少能够以某种方式“活了下来”,只不过,这常常代表他得在心里建构起一种过度保护机制。

记得国中时有一位最爱说无厘头话的男同学,一开始有些男生觉得他“好玩”就常常闹他,比如脱掉他的裤子、几个人夹住他后用他的下体去磨擦灯柱、做坏事出了包都怪到他头上。但由于他不会生气(不敢真的生气?),所以他还是跟那群男生很好。高中时,他就奋力健身,可是以他矮小的身材,最初整个身体比例就变得很怪;但至少,他以一身肌肉去为自己穿上阳刚的盔甲,从此再没有男生敢闹他。后来,他当上了一位健美选手──这是美好的结果吧?

每个受霸凌的人都有自己必要的盔甲,只是这个盔甲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常在临床中看到一些个案即便在一段长时间治疗以后,依然会穿着这副盔甲,不让想多靠近的治疗师靠近他的内心,而一旦治疗师态度比较被动时,他又会投诉被冷待。事实上,对诊疗室的个案,还是那位健身选手,有个问题都是成立的:“若是放下你的盔甲,你会怎样?”

“应该是我错了吧?”被霸凌者的常见心理

很多时候霸凌经验都是事后回想起来,才更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甚么事。被霸凌者很可能会说:“啊!当时很明显就是被针对,我没有做错甚么。”但心里却有另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应该是我做错了甚么,才被霸凌吧?!”简单来说,文化传统或家庭“超我”造成的──我曾在一篇有关霸凌问题的文章里提到佛洛依德的话 [1]:孩子的良心道德,其实是以父母的良心道德为模型,而且它的价值判断是能抵制时间的。

家庭超我让人们习惯把“受惩罚/被打”这件事等同于“我做错事”,承传上一辈,许多台湾小孩都是“被打故我错”的长大。甚至有时候,因为我们也期望有一个黑白好坏分明的世界,所以受霸凌者也会自动归因“坏学生才会被讨厌”,那至少他会知道要去改正,从而活下去。临床上当回忆小时候被霸凌的经验,个案会想起一种“无解的困惑”,可以说是因为当年所拥有的语言、思考、情绪成熟度,还无法形成足够的心理保护。试想像今天被上司无理责骂,但只要我们心中紧记得自己没有错、只是被误解、是上司他的问题,我们相对比较不会内化这些负面言语。

可借现实是,这种矛盾的心理在成年人身上还是会发生,这正正反映了人性最温柔又脆弱的一面:我们都渴望被喜欢、被爱、被肯定。佛洛依德说到所谓阉割(castration)其实是一种小孩对父母惩罚,剥夺掉爱的焦虑[1]。同理,Winnicott更强调小孩进入学龄阶段,对爱的阉割焦虑,会转到老师及同学身上 [2],这使得要避免掉任何可能会被剥夺掉爱的可能,所以被霸凌的健美选手还是会笑脸迎人、被老师无理调班的国中生还是得逆来顺受。

图片│《声之形》剧照

“自愈或被治愈的可能?”永远的路,或扶持的环境

今天要谈治疗被霸凌的过去,就得设法将支离破碎的过去拼凑起来,将历史还原(至少是客观的部份,但精神分析相信每个人内心的感受会对同一事件产生不同的意图解读),就是看见、了解过去事件对今天的影响力,才知道可以再做点甚么。所以有学者认为 [3],我们不需要坚持向霸凌者(或任何关系中令我们痛苦的人)要求道歉与赔偿,这在于很多时候当事实或现实已经无法改变时(比如权力的不对等,再碰不到,甚至已经去世了),过于坚持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又无效的痛苦之中,可惜令我们受伤的人却丝毫无损或毫不在意。相对的,如果受害者透过投身社会正义的工作里,以另一种方式去夺回公义的发声权,如之前的“#metoo”运动,并由此作自我认同,即以一种“揭露真相”的方式让受害事实转化作别种意义,相信能让自己活得更好。

受过的伤,不一定有痊愈的一天,但在受伤之前,我们应该着重预防。记得小时候一次科学常识课堂发问后,我被老师耻笑,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甚至同学都一起耻笑,让我十分难堪,那段时间我不再于课堂上发问。直到恳亲那天,我妈说:“即便小哈理斯真的那一刻不太专心,听错了,但作为老师,你不是应该重新向他解释,看到这个学生的疑问,而不是跟全班同学一起耻笑他?”这件国小四年级的事情,在女人迷的编辑叫我写这篇“霸凌”文章时,突然从意识边缘中重新浮现。

很多人都有过不同程度与形式、主观或客观的受霸凌经验,但要是这个小孩得到父母、老师的看见与保护,那就是最好的驱散魔鬼的祈祷。由此,一个“扶持 Holding”的社会、学校、班级、家庭环境,永远比受伤后的心理治疗来得直接和应当。

“对我感兴趣的人,必然有点甚么疯狂的东西”: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