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幸存者：当我再次提起，父母说不要再拿往事折磨我们

文｜曾友俞  

读《为什么会是我（性犯罪被害にあうということ）》

这本书注意到一阵子了，一直都没有去购买阅读，直到最近对女性主题感兴趣而且有另一本同样主题的《黑箱》出版的刺激后，终于才购买且阅读。而翻译书籍的书名有时或许因为出版销售的考量要吸引目光（例如 T. Nagel 的《哲学入门九堂课》）然其实作者并没有去质问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事情的怨怼，而是经历事件后的心境、经验与成长历程，从不甘心的心情到开始行动的过程，就是原文书名：遇上性犯罪被害这样一回事。

作者名为小林美佳，是一位性犯罪的被害人，她把遭逢性攻击的事件及其后的历程予以纪录并且转化为文字，是一种自述性的被害人状态描写。与想像不同的，大部分的篇章内容并非对于事件的描述，反而，只用短短数页就结束了，其实这相当的符合（至少是这个事件的）事实，因为来得太突然，太仓促，也匆匆的就结束。

与当时男友阿新刚分手不久，骑着单车回家的路上被男子搭讪问路，头探入车窗内指示时却被同夥另一人抢夺包包去车上，反抗终就被趁势拉上了车辆，在事后几乎记不清的那段记忆中隐约记得的事衣物被褪去，而对方即便发现生理期仍有一位强暴了她且体内射精，结束后马上丢包。

一切来得太突然，街景与单车的位置都没变，好像什么都没改变，唯一的差别是自己的衣服破破烂烂了，以及在之后因为这个事情，自己似乎也破碎了。事发时马上联络的对象并非家庭，而是刚分手的男友阿新，然而他的到来也只能悔恨、陪同前往警局做笔录，并在往后一段时间内忍受着她的任性与发泄直到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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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者在事发后，有着严重的创伤，只要触及与犯人特征相关（例如头发形色）、男性、阳具甚至是性，在生理上会出现反应就是：呕吐。然她仍试图进入一段感情甚至进入婚姻，惟丈夫并不全然的体贴，例如作者才刚说完自己的恐惧没几天，对方在性爱过程中，对方又开始捂嘴、使用道具，毕竟在作者的情况而言，性这种具有本能性的事件已经成为了恐惧，甚至在性中能达到的状态：狂喜（ecstacy）也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在做爱的过程中失去理性，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而在最后这段婚姻是以分离收场。

在日后曾忆及庆幸事发第一时间并没有联络父母。于高中时期作者曾经遇袭，在回家途中被推倒在草丛，幸巧只有内裤被脱去而人逃脱，事发后的几天母亲带着一块写着：请小心色狼！的板子，“听说后面那户人家的女儿，在那边那座公园里碰上了变态。真可怜，这下子会没脸见人了吧！妳也要小心一点喔！”

这让我想到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也就是父母的不在场，不在场不是代表人不在，而是心不在，而在《房》一书中就在文字的“不出现”中表现了这个事实，这说明了亲子关系的疏离以及贞洁观念所带来的桎梏。而如果了解作者的家庭，或许读者就能理解：“啊，难怪。”作者家庭中的教养—教条（dogma）或更妥适—即以身分为标准而非是非：如父母说的永远无误、合理性不容反驳、若子女说谎或带给他人麻烦即为应斥责者、长时间的说教、不听命会被捆绑手脚关禁闭或逐出家门直到反性道歉，即便哭喊都无用。

话说得不清楚：挨打；对谈中父亲听错：孩子道歉。这就是作者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不过至少万幸的是她有位弟弟是支持的力量，在与弟弟的相处中，作者说：“我可以忘掉身为一个女人的立场，也忘掉为人子女的立场，只表现出现在的自己。”这至少是一股不让人掉落的坚强树根。

而在这个性攻击事件的发生后，她曾对父母试着提及被人拖进车子里，不过谎称还好逃出，母亲却平淡地说什么事都没发生不是很好吗？直到 2001 年的新年在神社中大家喝着甜酒时作者对母亲说出实话，得到的回应却是：“这种事妳干么现在才讲？我才不相信妳所说的话！”发着有如深仇大恨一般的脾气。除了自身的经验以及日后对于受害者群体的了解，作者发现到造成二度伤害的行为人常常都是家人，他们会说着：“妳那本旧帐到底要翻到什么时候啊？妳打算一直这样折磨父母吗？”、“妳又想拿那件事来威胁我们吗？”、“妳遇到这种事当然不是妳的错，但也不是我们的错，所以不要再拿这种事来折磨我们了！”这会让人质疑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固然，父母确实也因为孩子的关系受到了折磨，然而在真正受到攻击（作者）与间接受到牵连的家人（父母）之间的相对关系，如果能有同理（empathy）或许不会让伤口再更深化。同时，这也让我们不禁思考，到底谁才是需要被关怀照顾的对象？尤其在事发后母亲还曾对作者言：“这件事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喔！”、“我认为女孩子在和谁一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之前，就算是有所隐瞒，也要尽可能表现出自己最完美的那一面，才会比较轻松！我也希望每家能够成为这种幸福的女孩。然而妳却故意把自己被强暴过的是说得尽人皆知，看在做母亲的眼里，好像故意绕了非常大一圈的样子...你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生存方式呢？”

这产生的影响可不只是情感闭塞所可能导致的问题，更可能造成的是价值观的混乱，“我并没有做出任何丢脸或不对的事。应该不需要躲躲藏藏的啊⋯⋯然而这一切却让我感觉到自己一路走来的人生好像全部都被否定了，就连我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好像也被否定了。”这是作者的自我描述，在否定之上，我们怎么活着？这其实是很悲哀的，父母拿出称为“面子”的事情，出于“为了你好”的目的，希望你能在社会不受异样眼光的看待，这种家长主义式（patriarchy）的行为反而剥夺进而压迫了子女的人格。

故事并不总有美好结局，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并不是所有人都要诚实，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实在，有些人只需要表面，有些人只想活在谎言，就如作者与父母最后的相处模式也只剩下相敬如宾的问候：最近好吗？而构筑了一道心墙，再也没有真心话，纵然在同一个年夜饭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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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父母之间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在父母之外人际关系上也面临着其他的煎熬。无法说出实话使得内心挣扎与不甘心，即便每日以泪洗面，也只说是跟男友吵架，极度压抑之中竟从未事件的发生而请假迟到，对于交办事项仍完美达成，然而这仍无法涤清心中的浊流，“从此之后，我都要这样一面对别人感到抱歉，一面在谎言的世界里活下去吗？明明我才是受害者，为什么要这样否定自己，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谎？真是太令人不甘心了。”

这种人际关系的自我矛盾尤其在事发当下面对警询时特为明显，作者的笔录陈述：“真实和谎言全都搅和在一起了。想要把一切告诉警察，希望警察救救自己的心情；跟不想被知道、不想说明、不想回想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最后演变成不上不下的证词。与其说是对警察，还不如说是对外人的防卫本能在心里自然而然地滋长。即使对象是警察，对于第一次见面的人也不可能轻易就放下戒心，更何况我当时的心情根本没有办法冷静地把刚才发生的事情按照时间顺序交代清楚。因为就连对我自己，我也一直告诉自己，这只是一场恶梦。”（不过作者相当勇敢的是在写作时反省了当初应要坦诚面对事件，以免更坏的结果发生，如怀孕，及保留证据）

更且，受害者要面对还可能不只是这样，司法被我们认识为最终的救济管道，然而或许那也可能因为裁判者素质的问题成为再一次伤害的行为人，作者因受害经验上网认识的网友小凉在其司法经验中即为显例，在案件中以证人身分受询时，“她说当她听到法官对她说：‘妳为什么还能那么平静呢？妳该不会是在说谎吧？一般女人根本连要站在这里接受质询都无法忍受吧！’她才发现原来没有人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在社会上各部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求助的个体在一处一处被抛掷，一次比一次还更接近谷底，无法再起的人最终可能就是选择更加沈沦，甚至死亡而归于虚无。而正因如此，本书的价值正在于表现出受害者并不全然是如此的消沈，而也有人愿意参与社会的修缮，同时也协助、鼓励着其他具有类同经验的个体。“当加害者对我施暴的瞬间，也是加害者辜负了我想要告诉他们路该怎么走的信任与好心的瞬间。”这种类型的性攻击不仅是侵害了人格最内里的那核心，在被剥夺的自由状态下被蹂躏，更且是背叛了我们社会建立的基础：信任。而作者的再度茁壮不仅是重拾这种信任，也是在巩固社会中的信任与团结（solid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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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受害者，作者根据自身的经验的建议是，不要惊慌也不要否定，也不需要鼓励的言词，“而是希望大家能够想起‘啊，以前有个受害者曾经这样说过’，如果本书能够帮助大家对受害者多点理解就好了。”这就是：“理解”。“我并不是真的希望别人了解，只是希望能够有人是真心地想要了解。”而理解相应而言需要的是表达，“我终于明白，表达，原来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如今，我终于瞭解家人的心情了。只不过，所谓的‘表达’，并不是只有让周围的人能够知道、了解而已，就连我自己，也因此而有了许多的新发现。”

“光是来自于周遭的理解，既能给予性侵受害者无与伦比的力量与勇气。至少对我来说，我所渴望的支持并不是来自于制度或法律，而是来自于周围的人们。为了得到理解，就必须要勇敢表达。我们是多么渴望世人‘想要了解’的心情。”这样的希求并不止适用于性侵受害的群体，这也同时对着受害人与所有社会中的个体呼吁。

我们必须要去理解，也必须要去表达，然后我们能对彼此有更多的认识，认知到每个人都是应予尊重的独立个体，能勇敢的信任进而团结，然后也了解到我们共存于社会之中。这些语词并非针对任何群体（例如受害者群体、弱势群体），而是对着所有“身而为人的我们”发声。

作者经历过事件的晦暗，然后再次成长，在过程中她也投入受害者的协助，却发现社会资源并未整合，且有如三十岁以上才能当团体志工的不合理规定， 然而这本书的写作与出版乃是在经验过挫折之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社会所为的贡献，为自己发声也对着所有人发声。把思绪转化为文字，纪录了自己的这段中，作者面对了自己、认识了自己，整全了自己，即便不是那么完美的人生，然而她选择诚实，让自己“活着”。本文所能做的是对于这本书与作者的声音之跳板，将这个声音再一次的传递呼声，让所有人都能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