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啊，谁叫妳们是女人。”“身为女人，又怎么了？就该受到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吗？”写在性别觉醒后，要打破玻璃天花板，是知道：为自己的劳动权利发声，绝对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
文｜双女
当我年少批评着大人们现实的作为时，似乎不曾想过他们背后的动机，若当初知道那些动机是为了公正为了不向恶势力妥协，也许我就不会说出“我绝对不要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大人”这种话了。
比如，女性劳工问题。
在我还小的时候，有时候会听见母亲嚷嚷着劳健保费如何如何，老板太苛刻，这点钱也不愿意付出，下班后会自己盘算东盘算西，甚至打电话跟老板理论，在我眼里，什么员工福利一点皮毛也不懂，母亲退休也是好久以后的事，认为她没必要这样子跟老板争，万一争取之后惹怒老板而被迫辞职，岂不是亏大了？
那时年幼的脑袋只认为母亲为了现实是属于眼里只有钱的那一类人，可是我不喜欢这样，也觉得为钱争取些什么很俗气丢脸，显得穷酸，所以小小年纪就常在心里想：“长大后我绝对不要变成那样的大人”。
记得在一旁的父亲对于母亲这样的行为一点反应也没有，好像在收看电视上的肥皂剧一样，只有在母亲气呼呼地挂掉电话时说“老板太过份了，我们女作业员明明跟那些男人做一样的工作，凭什么他们薪水和保障可以比我们好？”之后接了一句：“没办法啊，谁叫妳们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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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啊，谁叫妳们是女人。”
“身为女人，又怎么了？就该受到这种不平等的待遇吗？”性别觉醒后，很后悔当初没能用这句话向父亲反驳。
很多时候的确是自己真正进入到那个现实才能看到一些东西的面貌，前面提的劳健保问题，是自己进入职场才接触得到的，也才有机会看见某些老板真的为了省钱或私心，对员工所做出不合理的薪资待遇及保障，对于这些不合理的对待，员工站出来为自己争取并非不合理，而年幼的我却只把它归类为俗气丢脸，现在想来实在羞愧。
这让我想到一部戏《奇迹的女儿》──“本剧以 1970年代台湾经济奇迹最大的功臣──加工出口区的女工为主角，描述她们离开农村踏入工厂的残酷遭遇与意识觉醒，带领观众窥探奇迹的背后，女工们的故事。”（撷取自公视官网）
此部戏带着观众回到过去台湾经济起飞的开端，将主要镜头带到女性劳工被逼迫的处境和一般劳工阶级生活的无奈，其中更描述了女性相当容易遇到的“职场天花板”，女性得到的，无论是薪水、升迁、福利，总是比男性少，有时甚至还被胁迫以性来换取。
多数男性也认为基层低薪的工作该由女性来做，因为基层所以低下，没有价值，包括工厂内女工日夜一针一线的付出，而就算是到了如今这个时代，过去那些现象似乎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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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她待过许多传统工厂，每一家的作业员几乎都是女性，我问她原因，她说有些人是因为工作内容单纯、不必担负管理责任（毕竟回家还有一堆家务事要忙）、以及时间到了就能去接孩子等等，所以时间固定的工厂变成了首选；有的则是生完孩子回职场向公司要求准时下班时，被老板百般刁难，所以不得不另寻工作，而能满足这点的，通常都是传统产业，然而，这个条件却通常要用低薪来交换。
有些看似是依自己意愿而做出的选择，事实上却是因为种种原因而让步、而妥协，然后才不得不做的决定。
是什么让女性在面临这些情况时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呢？这似乎跟父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父权把男性塑造成一家之主，是一个家庭里最有主导权的那个角色，如果家里遇到需要夫妻做出妥协或牺牲的状况，例如接送和照顾小孩，男性通常会以自己的工作为主，而让妻子去负责这件事，无论会不会影响到她的工作，如果需要辞职，经常是妻子辞职，而不是自己；家务事方面也是，男性总是以自己上班很辛苦为由，推托家务事，我就听过父亲对母亲说：“妳的工作那么简单，有什么好累的”，有的甚至从骨子里就认为妻子本应负责所有家务事和相夫教子。
尽管相较之下女性受到较多的不平等对待，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父权体系的受害者并不局限于女性。
除了女性受压迫的处境以外，《奇迹的女儿》亦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男性在职场上也有他们自己的为难之处。在父权社会的影响下，多数男性认为在职场上获得权力和优渥薪资是首要的事情，毕竟这社会总是要求他们必须能撑起一个家，而多数女性评论男性的基准也是依循着这条规则，这些种种在无形中都给男性带来莫名的压力，所以遇到很多不合理的状况（例如戏中几个要角暗中帮忙高层于选举中买票）及被打压时他们都忍气吞声，情绪快爆发无处发泄时，便把目标转向他们认为相对容易掌控的对象──也就是女性们。
然而，男性多半不会发现父权体系的存在，反而顺其自然地利用其性别优势，一起帮助这个结构壮大，而女性若不自知，也很自然地沦为被控制的对象。很讽刺地，这个社会常常是这样，相互影响，不断轮回。
不断地让步，就像噤声，像沈默，造成的结果都能无形地助长父权主义，一时的放弃抵抗，一时的后退容忍，到头来，父权主义又反过来控制了我们，于是女性的价值，又再度横躺在父权的脚步下，被踩了又踩，路过的人根本也不会看一眼。
村上春树短篇小说莱辛顿的幽灵里头有一段话写着：“我们在这人生中真正害怕的，不是恐怖本身。恐怖确实在那里。⋯⋯以各种形式出现，有时候压倒我们的存在。但最可怕的是，背对着那恐怖，闭起眼睛。结果我们把自己内心最重要的东西，让渡给了什么。”
现在回想，母亲当时是为了自己的权利发声，她并没有因为“害怕”被老板辞退或者工作上被刁难、没有把心中重要的东西让渡出去，这也是抵抗父权的一种表现。
那时候，母亲其实是为我做了最好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