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栋大楼有人强迫我做妓女。”在埃及,新女性开始走出来要阻挡类似事件再发生。她们同样戴着头巾、穿着长裤,发挥自身影响力,盼望终有一天能终止性工作者的悲歌。

二○一一年一月埃及革命后,埃及女性团体领袖寄望埃及新政权带来转机,女性决定要为自己发声。

“你想要一个穿着迷你裙的领导者吗?”有男性语带嘲讽说着。

二○一一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解放广场上将近百位女性举着布条,抗议社会漠视妇女权利,一群男性却袭击游行女士,直到军警出面干预才落荒而逃。此幕与革命期间,女性带领着男性,唱诵口号情景大相迳庭。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比一般人更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从事性工作的伊斯兰妇女,她们带给我的震撼也更具体和强烈。

在我所服务的组织接受职业训练的性工作者,是一群抵触穆斯林律法的女性(《古兰经》中严禁女性出卖自己的身体,称违反者进不了天堂),犯行者会被判重刑甚至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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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是中东国家公定的母亲节,这天我在办公室忙着摺纸爱心,准备送给来上课的性工作者当作母亲节礼物。一旁医生们提议在纸爱心背后附上两个保险套,希望性工作者懂得保护自己。

革命后,性行业仍是禁忌,性工作者自卑又自怜,医生试着辅导她们,要从爱自己开始,每个人都不完美、会犯错,渴望物质生活却想不劳而获,出卖身体,只会落入无止境深渊,为了帮助她们脱离性行业,组织为她们进行一系列职训课程,我也跟在一旁协助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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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语言课时,部分妈妈一边喂着母奶,一边听老师上课,成员从十三岁到五十五岁都有,彼此不忘相互鼓励。有位年轻妈妈拼不出女儿名字,猛搔头、咬笔杆。老师故意激她说:“你该不会连自己女儿的名字都不知道吧?”全场哄然大笑。这位语言老师过去也是性工作者,如今成为她们的榜样,更激励性工作者们努力求学。

上烹饪课时,组织同仁总会斥责她们懒惰,做菜时离不开椅子。看她们来回进出厨房数次,洗碗盘、拿餐具、洗切蔬菜,那企鹅般的身材,脚力恐怕早已不堪负荷,我为她们心疼抱屈。

在心理辅导课程时,医生问性工作者:“想像你拥有一个阿拉丁神灯,可以帮助你实现愿望,那么会是什么呢?”

社工员首先发难,娓娓讲述着她希望不用工作,享受快活人生。性工作者准备分享时,眼眶已经一阵湿热:希望生在一个健全的家庭─ 大部分的性工作者,无不期许自己能有尊严地活下去。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与观察,我发觉性工作者是一群很粗勇、干练的娘子军,有位妈妈生完孩子不到一周,便抱着小婴孩爬六层楼梯到我们组织学美发;另一位妈妈边喂母乳边回答语言老师的问题;还有趁着健身老师还未到,便已在跑步机上自我训练多时的妈妈;烹饪课时,剥洋葱的妈妈们不停流泪,来回搬运锅碗瓢盆、洗蔬果、清菜渣⋯⋯。事实上,她们如同大多数的埃及妇女般坚忍,但却被冠上永远的污名──妓女。

尽管我们组织是推广与防范爱滋病的先锋,却得不到政府和市民大众的认同,只能在台面下暗暗协助性工作者,并以协助贫困妇女职业技能的名义,为性工作者开班授课,但千万不能被“外人”发现组织直接“接触”第一线的性工作者,因为性工作者一经举报,只有吃牢饭的份,知情不报的话,恐怕吃不完兜着走。

没多久,天外真的飞来横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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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大楼有人强迫我做妓女。”一位来组织谘询的女士,在社工员讲解防范爱滋病、示范保险套时,突然情绪失控,冲到大街上狂喊。

顿时,整个办公室陷入愁云惨雾,门口守卫连同警察站在组织大门开始盘查。办公室主任、律师、督导翻箱倒柜,提交组织立案证明与合法工作项目,深怕被政府勒令停照休业;当时正在组织上课的性工作者们,人人一脸惨白,深怕遭警察查出底细,将她们抓进监狱。

一位女性运动者曾乐观表示,埃及在茉莉花革命后处于转型期,每个人都急于争取权利,大部分民众更希冀民主、正义的未来。但事实上是,许多重要议题如贪污、酷刑、贫穷、失业和变质的教育,迫切等待注入活水;女性想摆脱社会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与性骚扰的诉求,只能敬陪末座。深知女性长期遭受性别歧视之辱的她因此认为,“慢慢来,比较快”,当社会制度发展越健全,越能巩固与尊重女权。

我周边的埃及女性们,越是年轻的知识分子,越是与男性平起平坐。埃及革命后她们更全力投入政治改革和关心公共事务,宗教已不再是约束或控制的禁令,斋戒月期间,她们奉行禁食,时间允许下则参加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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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埃及新女性,在未来十年、二十年预计能成为社会重要的推手,如同其他选择戴头巾或整年穿着长袖上衣、长裤的女性一样,这是她们各自对信仰的奉献和抉择,但并不影响她们对革命和理想的追求,希冀未来她们能为埃及女性争取更多的权利,甚至能影响大众、尊重社会上弱势的女性。也盼望有朝一日,能终止性工作者的哀歌。

本文摘自施盈竹《勇闯埃及》。由木马文化授权原文转载,欲阅读完整作品,欢迎参考原书。


《勇闯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