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只为了我自己,也不是只为了我的孩子或家庭,而是为了未来的所有人。让下个世代来台湾工作的移工不再感到困难,因为至少我们现在做了这些事,因为至少我们跟他们站在一起。

时而直呼痛骂、时而哽咽其词,看似夸张的情绪反应是一段段真实而离谱的故事换来的,背后则隐藏着微不足道却仍未实现的愿望。

“嗨 Francia,我是 Tommy!”不免俗的招呼与握手,我看见他背后几位朋友随机拣了几个位置而坐。这是 Migrant Stars 颁奖典礼举行的地方,空荡的大厅内回响着听不懂的“他加禄语(Tagalog,菲律宾官方语言之一)”,彷佛回到充满各种语言的典礼当天,我好像看见 Francia 紧张地在台上发表感言的情景。

但今天的他或许在朋友的陪伴下放松了不少,笑容显得柔软自然许多。在一切就定位前,我睨见他手中捧着一叠白纸,上面有些凌乱的笔迹;很明显地,或许今天的镇静也与他已经针对我事前给的访纲有备而来有关。果不其然,当我请他自我介绍时,他从容不迫地娓娓诉出四十年的人生。

当我被台湾人伤害时,也是台湾人拯救我的

“我叫 Francia Balderama,今年 40 岁,有两个孩子。作为一个需要养活大家庭的单亲妈妈,因为在菲律宾薪水不高,所以即使我小孩当时只有一个月大,我仍不得不出国工作赚钱。”就像是事先演练许多次一样,Francia 熟稔地继续念下去,“我先后去了新加坡、香港,最后来到了台湾。我原本以为这是一段赚钱的旅程,直到我遇上了雇主的伤害。”(延伸阅读:女同志移工:“我喜欢台湾,因为可以很自由地活着”

事出突然,我看见 Francia 已经急着要给我访纲后段敏感问题的答案,“那七个月,我身上有许多抓伤,被照顾者也会骚扰我,但当我跟仲介或其他人讲时,却没有人愿意相信我,只会笑我。尤其是当我看到我的移工朋友也受伤害,却无法做任何事时,我真的怀疑这世界是否还有正义的存在。”哽咽而颤抖的唇齿上方,是一双怕眼泪落下而不停眨着的眼睛。

“就在我觉得人生毫无希望时,汪英达先生(桃园群众服务协会移工庇护中心负责人)出手帮了我,而且不跟我收半毛钱,甚至连请他一杯咖啡他都不愿意。”收起哀戚,Francia 口中除了感谢没有其他的话能说,“即使我遇到了坏的台湾人,但我依然遇到了很多好的台湾人帮助我。”

我们也是人,我们不是奴隶

当天同行的朋友都是“国际移工组织台湾分会(Migrante International – Taiwan Chapter)”(注一)的成员,在 Francia 的分享后,内心与之相应的痛楚不吐不快,皆与我们分享各自在台湾所遇到的困难。

32 岁的 Michel 在 2014 年来台湾时,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晚上八点,原本契约载明的工作内容为照顾阿公,但却同时包办了雇主与雇主哥哥两间房子的所有家事,甚至还需要到雇主开设的安亲班帮忙批改作业,接送孩子上下学。整整一年七个月没有休假的生活后,终于也在汪英达先生的协助下转换雇主。

35 岁的“国际移工组织台湾分会”会长 Gilda 就比较幸运些,“我在一个外国家庭里工作,他们就比较能理解我们,因为他们也是‘移工’。”然而,他仍旧面临了台湾人的歧视问题,“有天我带着许可证要到我们公寓里的健身房运动时,门口的台湾阿姨却把我挡下,说我只是“帮佣”而不肯让我进去,直到我的雇主打电话来说:‘我付了所有的钱,而这位小姐是我的家人,为什么他不能进去?’”

“这就是‘种族歧视’。”听到这里的 Francia 也分享了自己朋友的经验,“我有一个朋友来台湾结婚,但对方却很随便地到政府机关登记就结束;但如果今天台湾人跟美国人结婚,就不是这样了。”(同场加映:移工故事:大家都说越南人很坏,我想让大家知道事实不是如此

毕业于“科学与企业管理学系”的 Francia,被大夥揶揄“学以致用”,成为“管理家务”者。“我以前的老板总叫我用‘心’工作,彷佛这样就表示我们不是用‘劳力’工作的。!”从他拉抬声调,激动地用手比划着可见,他明显对家庭看护工未受到《劳基法》的保障感到不悦,“我是工人,我是家里最好的监督者,我是家里最好的医生、老师,我是家里最好的陪伴者。我也是人,我不是奴隶!”

没有人知道谁会成为下一个移工

访谈到一半,一名菲律宾女孩穿着短袖短裤加入我们;询问之下才知道,他刚从一个排球比赛回来。此时,Francia 突然拉着我的手,给我看他的手机,“这是我帮他做的服装!”照片里的女孩顶着一个“辣椒头饰”走秀,“那是我搜集许多易开罐的‘拉环’做成的,大概有上千个!”

“我们除了是移工之外,也有很多才艺的。”他们平常会自行举办体育竞赛,如篮球、排球等;喜爱打扮的菲律宾人,更常举行“选美比赛”。我提及之前 One-Forty 曾经采访过的 Mark 与 台南的 LGBT 选美比赛,“我认识他,他很棒!那场比赛我们也有参加!”

访谈结束后,Francia 一行人带我们到中山北路的“小菲律宾”走走。“这里就是我们平常练舞、聚会的地方。”小小的公园,几棵大树下有如藩镇割据,一团一团在各自的王国里把酒言欢,“每个省份有各自的语言,就会各自聚集在一起。”

公园旁边是“圣多福教堂”,我们跟着他们走进参观。“白色的蜡烛象征点亮光明,我通常会点三根蜡烛,为我还有我的两个孩子祈福。”身在异乡,心中惦念的仍旧是家乡的孩子、兄弟与妈妈。教堂里的 Francia 收起街头抗争的义愤填膺,此刻的他闭着双眼,温柔中带着母亲、姊妹、女儿的刚强,持着信念地低头祷告着。“我是家中的经济支柱,我需要变得更强壮去照顾他们。”我想起访谈中他不经意的这段话。

当我们离开时,Francia 他们仍在公园辛勤连署着。那是一份向菲律宾政府的请愿书,希望马尼拉在台办事处能于每周日营业,让移工得于休假日办事。(延伸阅读:数十万印尼移工的“网红妈妈”:我搞笑,是要妳们看见自己笑起来多美

“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所有外籍家庭看护工得以受到《劳基法》的保障。”望着远方仍旧聚集在一起讨论事情的他们,我看见 Francia 正努力地让自己的愿望实现,让他口中所谓“第二最爱”的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得以享有相同且公平的权利。

“这不是只为了我自己,也不是只为了我的孩子或家庭,而是为了未来的所有人。让下个世代来台湾工作的移工不再感到困难,因为至少我们现在做了这些事,因为至少我们跟他们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