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对话》导演黄惠侦的妈妈是同志,她因为舆论而开始用影像寻找自己。她渐渐明白,安顿好自己其实就是:“不要盲目地想成为别人期待,不要不自觉地被制约妈妈就该这样、女儿就该那样,即便把每个称谓的角色扮演好,那也不是我们原本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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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你与现在的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曾以纪录片《日常对话》代表台湾角逐奥斯卡金像奖的导演黄惠侦认为,“最不一样的,应该是有了寻找答案的能力吧!”

从小跟着妈妈从事民俗工作“牵亡歌阵”的黄惠侦,2016 年完成了人生第一部纪录长片《日常对话》,隔年便荣获柏林影展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片名取得简单,但却是她积累 30 余年,取自不平凡人生中的平凡日常而成。不少媒体总会将《日常对话》归类于同志议题,但更多人则认为这是一部关于爱的电影。(推荐你看:《日常对话》导演黄惠侦:同志母亲教我的不是恨

黄惠侦觉得若要论述爱太复杂了!这部电影的诞生,只是她用来处理母女关系、探索人生答案的过程。


《日常对话》片名取得简单,却是黄惠侦积累不平凡人生中的平凡日常而成。图片|来源

有着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T 妈妈,一段既亲近又疏离,习以为常却又感觉陌生的关系,曾是她从小藏在心中无解的困惑。黄惠侦以《日常对话》的镜头来理解母亲,揭开曾想逃避的疮疤,并重新安置彼此的真实情感。与其说是拍电影,倒不如说这是属于自己的心灵复健,藉由处理生命中那些不完整的关系,才能变成一个更完整的人。

不一样的妈妈?小时候陌生人给的问题标签

黄惠侦拍纪录片的动机,来自于长久的疑惑“想说一说我到底是谁?”从小她就听到许多刻板印象的想法,“家暴、单亲这样成长背景的孩子一定会变坏”、“中辍、牵亡、跳阵头都是不良少年吧”、“她的妈妈爱女生好变态”等。过往的生活经验,让黄惠侦从小就收集了好多世俗定义坏孩子与问题家庭的标签,莫名承受别人偏见和歧视,更常没有理由地被社会否认。

沉默的她一直在思考,“我的妈妈就是一个普通欧巴桑,变态在哪?”,更常觉得“这些人从来就不曾认识我,怎么可以这样描述我,随便地概括说明我?”这些对于生命的疑问不曾得到明确解答,大人们总回避讨论,学校则往往只会教导考试才会用到的重点整理,她找不到自己能理解的答案。这一切促使黄惠侦想去寻找,卸下世俗价值观后真正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黄惠侦拍纪录片的动机,来自于长久的疑惑“想说一说我到底是谁?”图片|来源

小学三年级开始中辍,从体制规范外找到方法理解自己

长久以来累积思考的能量,黄惠侦在 20 岁时找到了出口,一个想拍纪录片的动念,促使她加入社区大学。在这个不为考试、有系统去引导思考的教育机构中,黄惠侦好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般,第一次尝试去厘清问题,并找到方法解开心中的疑惑。她阅读心理学,试着去理解自己;也从接触社会运动与弱势族群,学着去理解别人。小学三年级就中辍的黄惠侦,没有接受过太多体制教育的规范,也没有储存太多标准答案,反而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与辩证,也促使她去开启和母亲的《日常对话》。

每个称谓下都是不一样的人,我们很努力却忘了照顾自己

小时候没去上学,黄惠侦在帮忙妈妈的阵头工作后,总会有很多时间在家里看电影台,其中张艾嘉导演的《少女小渔》让她印象深刻,“这是我第一次知道除了故事剧情好看,原来电影本身是可以传达更多讯息。”黄惠侦分享,我们都跟片中主角一样做了很多努力,但却是努力为别人活,忘记该把自己先照顾好,活出自己的样子!

不要盲目地想成为别人期待、社会普遍认可的模样,不自觉地被制约妈妈就该这样、女儿就该那样等想法,即便把每个称谓的角色扮演好,那也不是我们原本的样子,只会不断地勉强来接受痛苦。

在每一个称谓之下,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人!如果不先理解自己,搞清楚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又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如同年轻人的自我认同、弱势族群的不平之鸣其实都一样,想对这个世界发出声音,原点都必须懂得面对自己、为自己负责,安顿好自己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延伸阅读:陈雪专文|把自己安顿好,才有能力面对爸妈


黄惠侦小时候有很多时间在家看电影,其中张艾嘉导演的《少女小渔》印象最为深刻。图片|来源

不做就会活得不舒服,不断打破每层关系中的隔阂

黄惠侦最先开始拍纪录片其实是在接触社会运动之后,她认识了社会低层的移工族群、帮原住民抗争等活动,这些经验也让黄惠侦更加关注与好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为弱势发声常有挫折,但她相信总要做点什么,不然就不会改变任何问题与现况。

于是她想拍片、想继续为社会运动服务,更想不停地去打破每层关系中的隔阂,那些让人不平又担心的事情也许不说不会怎么样,但她坦言若不说“就是会活得不舒服!”如果问过去牵亡魂的工作教懂了什么知识,那就是人终有一死这件事,所以她很清楚,在有行动力时就得赶快去做觉得该做的事。

30 岁是美好的年纪?只要还有话想说就会持续“日常对话”

人生有这么多想做的事,为什么会从拍电影开始?黄惠侦认为,抗争或辩论、书写或社会运动等,总会有排斥或不倾听、不愿阅读的人,但大家都喜欢听故事,而影像便是最好说故事的方式,所以她选择用电影继续诉说。只要让大家能具体意识到问题,用影像让年轻学生也能接触议题、激发独立思考,就能渐渐改变主流媒体灌输大众偏颇的意识形态。

黄惠侦表示,也许未来将不当导演或有其他想做的事,但探讨人与人关系的理念将不会改变,只要还有话想说就会继续做下去。


黄惠侦回想成长历程,感叹“30岁真是个美好的年纪!”图片|来源

说到未来 30 年的期许,黄惠侦则想尝试建立台湾的电影教育,让孩子从小接受影像且有系统地为学龄儿童选片进而成为课程,能广泛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的各面貌,再配搭美学训练、生命哲学的探讨等,这都是启发思考与接触知识很好的方式。黄惠侦回想自己的成长历程,10 几岁的年纪在心里埋了好多疑问却无法解答;20 几岁则开始懂得怀疑与思考解释;而到了 30 几岁才终于找到一些方法,较有能力掌握自己来与社会互动,并感叹“30 岁真是个美好的年纪!”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黄惠侦将继续追求对于生命的理解,人生总有新的课题到来,但她相信只要理念不变,再过 30 年也将持续与每个人“日常对话”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