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新大学性别霸凌事件延烧后,网友们开始“起底”、“肉搜”霸凌者的家人关系,但集体公审、情绪发泄,并不会因此停止社会悲剧的发生。这些个人与家庭需要怎样的帮忙?也许是我们更需要开启的讨论议题。

养育孩子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既然“天下间没有父母要花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相信亦不可能有父母要把孩子养成一个霸凌者。然而,霸凌者又是怎样养成的呢?

儿童精神分析师 Winnicott 强调,各种诸如破坏、偷窃、霸凌、反社会等的行为,其实在小孩早期生命那道德良心确立以前,他通通都在家里做过了!只要这个家庭最初经得起孩子对它所做的各种冲击,能够消化和适当处理,那么他就会安定下来,最终能思考“改过 repair”自身一类的事。所以前提是:家庭能包容和经得起这些考验。要不,孩子就会延续这些不良行为,在未来成为一位所谓的不良少年。


图片|截图自吕同学脸书影片

霸凌者往往也是被霸凌者

从近期社会热议的世新柯同学霸凌事件中,柯父只是叫儿子要自己承担,并说:“让我们家人与相关事务都连累受到攻击,这是不公平的...”[3]。用 Winnicott 的观点来看,柯家经不起孩子对它的冲击,也不想消化处理之。再者,从其母亲指责“你的道歉文就是个屁,你凭甚么,你凭甚么去别人房间?你凭甚么去人家宿舍?你凭甚么用攻击式的语言?你凭甚么沾哥哥的光?你凭甚么沾爸爸的光?”[4] 中,可以看见一种“割席感”,甚至是翻译后的“你凭甚么让我难受?你凭甚么要我为帮你擦屁股?”的一种贬损主体自我价值的漠视:你不值得!(推荐阅读:“你凭什么沾爸爸的光”世新霸凌事件:家庭悲剧的再复制

回头来看柯同学自陈他之所以会对吕同学作出莽撞举动,是因为他被通知要去世新生辅组解释被投诉一事,假设这理由是真的,那他心里想说的,也许是:“你凭甚么让我蒙羞!你凭甚么让我难受?你凭甚么要我去顾及你的感受?”……在柯家的受访里,我们一再听见“你凭甚么…?”这个贬损他人自我价值的指责。

每一次的指责,不论是对自己或是他人,都是内在超我 (super-ego)的声音。而心理学家 Freud [1] 说过:

事实上,孩子的超我不是以父母本身为模型,而是以父母的超我为模型。因此,超我是家庭传统及所有抵制时间之价值判断的载体。(A child’s super-ego is in fact constructed on the model not of its parents but of its parents’ super-ego, it is the vehicle of tradition and of all the time-resisting judgements of value.)

从媒体现有的资讯中,我们不知道柯同学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然而,单纯就超我──你凭甚么?!──的层次,他们三人十分类似!就像有人在脸书发文表示柯同学对待吕同学的方式,一如他的父母怎样在媒体面前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5],暗指作为霸凌者的柯同学,他在家庭中也可能是一名“被霸凌者”。在精神分析的理论上是很可能的,但在资料不多时我们还是别作太多推论,唯一能说的是,家庭照顾可能是好的,然而,每个成员都可能被家庭潜意识结构的超我所霸凌。

就理论上,霸凌的孩子的父母,也是如此长大的,即父母也从他们的父母处,潜意识地继承了抵制时间之价值判断。事实上,很多台湾或华人家庭的父母总是说着:“你既然住我吃我的,你就得听我的话!”。这句话背后不过指涉着:你没有价值与家庭位置!你若要得到甚么、去沾家族的光,你就得达到我的要求,要不,你凭甚么?......若这个孩子有不错的才能,幸运地活下来,就能够“凭甚么”来得到他要的:可是,对那些不论因先天还是后天而条件不足以满足父母的,他们迎来的只是一出悲剧。


图片|《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公视提供

又一次公审,然后呢?

一件社会热议的事件冷淡下来,并不是肉搜完网路公审完就没了!我们更要看到这些家庭需要怎样的帮忙。

不良行为、霸凌他人、甚至恶性发展下去的犯罪或反社会行为,其实在显示个体还有一丝希望。意义是,当孩子做出扰乱社会安宁、令人发指的行径时,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求救讯号(S.O.S),他在寻求一位“恩威并重”(a circle of love and strength)的人来管教他。这当然突显他在早期家庭里,缺乏这样的重要他人去施以“恩威并重”的教育,并伴以不置身事外的包容与处理。

Winnicott 指出,不良少年(delinquent)很多时候除了透过肢体或言语的暴力,他根本无法感受到现实中的人事物。柯同学的言语暴力,很可能让他感受到他人真实的恐惧、自我价值的提升,即最初面对家庭的“你凭甚么”超我时,他所排斥去感受的恐惧、所失去的自我价值。或让我们相信柯同学的行为如他所说的是“情绪失控”,那我们就更要记得,童年时唯有在家人包容与管教的协助,小孩才慢慢培养控制自我冲动的能力。

情感发展(emotional development)永远是让人成为一个有肉有血有泪的人类的最重要一环,因为情感成熟者,才能够真实地感受自己与他人,同时认识到外在与内在现实的真实意义。只有早期照顾中能达到情感发展以后,

才会出现最初的担心与罪恶感,以及去修复(改过)的早期冲动。(the first feelings of concern and guilt, and the early impulses to make reparation)[2]

作为父母,面对不良行为的孩子,除了包容的爱,还得要威严的管教架构;或是除了威严的处理,还得有投入的爱与包容。如果这些少年已经失去了家庭,或其家庭已经失能,那么在老师、学校、亲戚长辈、甚至社福机构的介入时,请别忘记在眼前的是一个在求救的希望!外来且迟来的耐心管教,总是会给这希望成真的可能。


图片|《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公视提供

超我与操我:如何觉察这个家族魔咒?

可悲的是,即使经过《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反思,为剧中李大芝的父母受到媒体霸凌而不愤,但现实社会仍然充满一种网路暴徒,去公审去清算柯家的各人,一再证明“我们与恶的距离,只是一种错觉!”(见〈键盘战士的群体之恶:躲在人群中,我们都是暴徒〉)

我想当中的原因,在于超我(super-ego)那种讉责与排斥所有自身所不认同的价值的特性,和它的两个位置:“超我”与“操我”。当网路键盘战士(和柯同学)在责难他人时,他们是踩在“超我”的道德高位,就是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而别人都是错的,而自我(ego)因为执行了这种讉责而感觉良好。然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操我”位置,就是人们亦因为总是要符合超我的要求而活得十分痛苦,他们对他人的不理解不宽容,也反映在他们对自身的规训当中。只不过,大多时候人们并不觉察自己把超我对自身的要求投射到外界,从而避免内在的焦虑。要不,为何键盘战士被《我们与恶的距离》洗礼后,还变本加厉,把柯家各人的工作地点、脸书、电话肉搜出来公审?或一些护家盟或基督教人士,怎么一边喊守护家庭价值,一边外遇与再婚?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平时能流利地说十多种外语、让人无法分辨他是哪一国的人,在生气的一刻,飙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他的母语。那也许,在我们气愤地指责自己或别人,或被家人指责时,我们就能够从中觉察家族的超我声音为何。在柯家可能是“您凭甚么?!”的价值论,在某位个案家也许是“现在大了,翅膀硬了,不用管父母的了?!”的不孝论。那你的家,又是甚么?唯有先觉察它是甚么,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改变的可能性。

对我感兴趣的人,内里必然有点甚么疯狂的东西”: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