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BTQ 跟生活没有关系吗?希杰是一个性别不一致的孩子,他和他的父母的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对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向可以多么无知,而那些无知的人可以因困惑和恐惧而被仇恨淹没。”

希杰自从两岁半以来就让我们处在一个不断学习、延伸和成长的状态。四岁的他是 LGBTQ 族群年纪最小的成员之一。这么说相当大胆,不是因为有人会争论一定有年纪更小的成员,而是因为某些人看不惯我把自己的儿子归类到那个族群。无论如何,虽然不一定永远都是如此,但我认为希杰现在属于 LGBTQ 族群。由于这个族群显然高度重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向议题,可以为我们家提供最多资源和支持。

我哥哥出柜后,我成为异性恋的 LGBTQ 之友,也知道跨性别者和变性者把代表他们的“T”字母放进“LGBTQ”里,但我总是忽视“LGBTQ”里的“T”,因为它不适用于我或我的家人。这么做真的很好笑,去忽视某个你觉得和你扯不上边的东西,但突然之间,有一天它变得与你切身相关,你会但愿过去这么多年来没有对它视而不见,但愿曾经多关注一点、多自我教育,因为现在你很需要这些资讯。

那年秋天,我们家经历了特别难熬的几个星期,因为希杰不断表示他长大后想要变成女生,而且大多是对麦特说。

“他有这样跟你说吗?”麦特问我。

“没有。”

“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说?”麦特问。

“我不知道。”

我帮不了我丈夫太多,但我总觉得希杰在测试麦特。或许希杰觉得我真的不管怎样都会爱他,我也每天都这么告诉他。或许他没有从麦特那里感受到这样无条件的爱。麦特无条件地爱他,但可能希杰需要感受到更多。我如此向麦特解释,让他知道我也只能猜测。

如果你的宝贝儿子说他长大后想当女生,差不多就像孩子们说他们长大后想当兽医、太空人、老师和医生那样自然,你会如何回应他?

我们质疑自己的教养方式。我们是不是对于性别太过松散和随意流动,让希杰对万物的自然法则产生混淆?因为不可否认,多数男孩都不会在长大后变成女生。我们是不是让希杰觉得这好像是可以随意选择的事?还是混淆的人其实是我们,而希杰正在把我们导正?我们的儿子是不是那些极少数应该在长大后变性成女生的男孩之一?你该如何和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厘清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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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期的某天早晨,我正在帮准备去上学的希杰梳他红褐色的头发。

“妈妈,妳会把我的头发绑成长辫子吗?”他问。

“呃,不会喔─”我说,被冷不防地吓了一跳。他当时的头发是“男生头”,我能做的只是去梳它,希望能把他刚睡醒的乱发梳平。

“妈咪─妳要说‘会’呀,因为我想要长辫子。”他坚持。

“呃─好吧─”我边说边在脑中怀疑这段互动,我究竟身处现实,还是幻想?

稍晚,我们走在去学校的路上。

“妈妈,我穿的是牛仔裙吗?”他问,牵着我的手,蹦蹦跳跳地走。

“不是,你穿的是牛仔裤。”我据实说。

“不对!我想要穿牛仔裙!快说我穿的是牛仔裙!”

“好啦,好啦,你穿的是牛仔裙。”我很快地顺着他回答,怕他在上学前闹脾气。我开始觉得自己被困在某种诡异的平行宇宙里,我不知道我们在玩什么游戏,又会得到什么结果。

“妳喜欢我的牛仔裙吗?”他害羞地问,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收着下巴,透过睫毛往上望着我。

“喜欢,”我说。

我带他进教室,然后回到自己的车上,眼泪开始滚落脸庞。我想要打给麦特,但又不想让他不开心。像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我觉得我必须去消化理解和控制情绪,再慢慢告诉他。我想要打给我最好的朋友,但又感到尴尬。她会怎么说?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为什么我的宝贝儿子不想好好当个小男生就好了?我擦干眼泪,深吸一口气,决定不要去健身房,到星巴克买一杯全脂焦糖玛奇朵,然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一整个早上。

那天晚上,我们赶孩子们上床睡觉。查斯在被窝里看书,我和麦特则试着哄希杰爬到他的上铺。他一边攀着梯子,一边直直看着麦特的眼睛。

“爸爸,你猜我长大后想要当什么?”

“什么,小子?”

“当女生,”希杰微笑着说。他跟麦特对看了半晌才爬上梯子,钻到乐佩公主和爱丽丝梦游仙境填充玩偶中间。

“开什么鬼玩笑?”麦特关上希杰的门之后悄声对我说。我摇摇头表示“不是开玩笑”,命令一大早那些眼泪不要再度从脸颊上流下。

麦特去上大夜班,我钻进被窝,希望明天会是新的一天─而我的宝贝儿子不会再想变成女生。

接下来几天,希杰穿着想像中的女生衣服去学校,每天早上我也帮他绑想像中的辫子。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长大后要当女生。

“我想要当女生。”他梦幻地说,彷佛在说“我想要陷入爱河”或“我想要坐在云朵上听竖琴,一边吃着棉花糖。”

这件事迅速从令人不安变成令人惊慌。他是对的吗?他在告诉我们一件十分严肃又千真万确的事吗?他的想像力和我们的教养方式告诉他任何事都有可能,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我们应该感到骄傲吗?他是在测试界线,期待我们把它往后推,或需要我们这么做吗?我和麦特那几天都渐渐觉得自己快抓狂了。我们失去睡眠、失去眼泪,好像也快失去儿子、失去理智了。

我打电话向哥哥哭诉。麦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时我就知道事态严重了。他和我一样,总是有话可以说;虽然不一定中听,但随时可以派上用场。但这次不一样。我哭得更用力了。我想我哥哥可能也会哭,所以赶紧挂上电话。

“为什么我儿子不能好好当个性别不一致者和同性恋?如果他变性,谁还会爱他?”我不断啜泣,恐惧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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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笑的是,对孩子的期望竟然会随着不同状况而产生如此大的转变。我在怀第二胎时,希望宝宝是个女孩,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儿子。后来我生下男孩,但他的行为举止比较像女生,我一开始希望他可以更像男生一点。我祈祷他不会变成同性恋,因为他会在人生中面对不必要的困难,就像我一路看着我哥哥承受的那种痛苦。接着我接受他是性别不一致者和女性化男孩的事实,开始衷心希望他不会变成跨性别者。我开启了一段讨价还价的过程:他可以是同性恋,只要别变成跨性别者就好。这一切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重点是他,不是我。大多时候是如此。

我哥哥消化了一段时间后回电给我。我们谈到希杰快要变成小小 LGBTQ 成员。

“妳知道的,宝贝,比这个糟的事情多的是。”我哥哥由衷地说。

他一语惊醒梦中人,让我看得更透彻。我觉得自己有点蠢。比起成为同性恋或跨性别者,糟糕的事情多的是。从我哥哥宣布他是 LGBTQ  一员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很喜欢这个族群,但我却言行不一。

麦可说得对,比成为 LGBTQ 糟的事情多的是。虽然有些父母不会想要我儿子这样的小孩,但世界上一定有父母会毫不迟疑地与我交换处境。

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儿子们就读的小学有个家庭失去了罹患脑癌的十二岁女儿。不到一年前,她被诊断出脑中有两颗无法手术移除的肿瘤。他们的孩子命在旦夕,他们深知这一点,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我的孩子并未垂死,他只是与众不同。我哀悼的是自己期望落空,而不是他失去性命。我的孩子还快乐地健在。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的儿子告诉你,他长大后想要当女生,你该如何回应?什么是对的答案?我们猜想希杰可能不晓得男孩长大会变男人,而女孩长大会变女人,他可能需要一些教育和厘清。我们可以告诉他,男孩长大不会变成女生,但因为我们认识跨性别人士,所以这么说感觉不太对。如果他真的是跨性别者,我们不想在他心中抹除变性这个选项。跨性别人士被告知一辈子不能变性的那种绝望—不能出现在我们儿子身上。

然而,我们又担心若是对他说他可以变成女生,或长成女生,会让他肆无忌惮地戏耍性别。我们可能会让他太早选择变性,在满脑子幻想之下一时兴起做出巨大的人生决定,而非医疗和生理所需,因为希杰曾说:“我只是觉得当女生好像比较好玩。”我们不断质疑自己身为父母所设下的限制究竟是太紧或太松。

我觉得脑袋和心脏都快爆炸了。我们需要帮助。我不断想起那个读了我某几篇部落格文章之后,曾经数次联络我的执照临床社工。她经常用电子邮件回覆我写的内容,或在文章最后留下的评论。她感觉是个真诚而聪明的人,给的建议都一语道破。她叫达琳,她的办公室在圣地牙哥,距离我们家开车一个半小时,以前总是觉得太远。希杰开始说他长大想当女生时,我们便决定就算要开车到另一个州也在所不惜,只要能够帮助他,去到另一个郡根本不算什么。

我在网路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疯狂追踪)来瞭解达琳,看她是否真材实料。没错,她很有料。她拥有心理学学士学位和社工硕士学位。她是美国社工人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和世界跨性别人士健康专业协会(Worl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for Transgender Health)的成员。她在儿童治疗方面很有经验,针对希杰这个年纪的孩子会运用游戏和艺术疗法。她同时协助父母学习教养技巧来解决孩子的特殊需求。她的网站声称“她的正向教养技巧协助改善亲子关系,并协助你从教养过程中得到更多快乐。”我们的确需要从教养过程中得到更多快乐,这一点无庸置疑。

自二○○六年以来,她一直在帮助被认定为跨性别者的人士。她和这样的客户共事的主要目的是—支持他们对于身分认同和性别转换所做出的决定,并帮助他们找回自信,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信心。她对性别认同议题有透彻的瞭解,相信大部分寻求性别治疗且可能进行性别转换的人可以藉由探索内在力量和资源来获益,并改善任何过程中出现的不适症状。她对跨性别青少年很有经验,协助过跨性别和性别不一致的儿童及他们的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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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要找一个好的儿童治疗师有多难吗?而且还要让你和你的孩子都能够信任,更别说是真正协助过性别不一致儿童而且开车就可以见到的,真是可遇不可求。

在进行了中情局等级的背景调查后,我打给达琳,在电话上谈了一下。我向她解释目前的状况。还好她一直都有在追踪我的部落格文章,我不必说明太多希杰和我们家的背景,因为她都读过了。她向我说明会以什么方式处理。

“虽然我会是希杰的治疗师,但大部分的工作会是提供妳和麦特必要的工具来成为希杰需要的父母,让你们用一致、统一的态度面对他。”她说。

这正是我们需要的。需要帮助的是我们,而不是希杰。我们约了她最近有空的周末时段,载着全家四个人加上来访的科罗拉多爷爷奶奶,开了三小时来回的车程,去赴一小时的约。

达琳棒呆了,既可爱、时髦、贴心又神采奕奕。如果她不是我儿子的治疗师,我们之间没有医病关系,我想我们可以约出去聚会,度过开心的时光。我们可以边做指甲,边看八卦杂志,然后偷偷溜到星巴克合吃一份甜点。或是一起出外享用晚餐,各自说:“来一杯葡萄酒也不错。”然后那一杯葡萄酒会变成两杯半,最后我们会跑去诺斯壮百货(Nordstrom)试用香水,因为整间店只有我们两个懂的笑点而不受控地笑得花枝乱颤。搞不好我们还会一起去逛农夫市集。

不过可惜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一个月只会带着希杰去见她一次。我们第一次会面的前半个小时只有达琳、麦特和我这几个大人。整整三十分钟我几乎都在哭泣。麦特没说太多话,因为怕自己也会哭出来。我们可以听见科罗拉多爷爷奶奶在外面陪孩子们玩的声音。

我很担心我的眼泪让我看起来比实际上心烦意乱得多。我哭的确是因为受伤和害怕,但也是因为我第一次发现我们真正可以对人敞开心扉,而且这个人完全理解我们的处境,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和策略,来成为我们特殊儿子所需要的父母。意识到这一点让我激动不已。我正在跟一个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的人谈话。

达琳认为希杰没有从我们身上得到一致的回应,我们必须改善这一点。我们肯定了他很可能不时在测试我们,而一致性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不禁想,这一切应该源自于他性别不一致的第一年,那年我们都在激烈的讨价还价和妥协中度过;他可以拥有娃娃,但只能在家玩。他可以把娃娃带到车上,但不能带进店里;他可以把娃娃带进店里,但不能带到查斯的学校。我们做了这么多微调,让希杰无所适从。在他渴望预测父母的反应时,我们却让他不断猜测。(延伸阅读:如果学校、家里都避谈性别教育,孩子该从哪里学?

达琳重复问两个问题来缓解我们的忧虑。我开始在睡梦中听见她问:“你们在害怕什么?”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你们在害怕什么?”

“他会被嘲笑。”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会想办法解决。”

“你们在害怕什么?”

“他会变成跨性别者。”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会想办法解决。”

她帮助我们对儿子、生活和未来感到自在。希杰马上对她产生好感更是大大加分。达琳的办公室摆满玩具,而且所有的娃娃都不分性别;全身只穿白色尿布的婴儿,没有头发或明显特征的假人模特儿,以及不完全是男性或女性的疯狂超级英雄。

在第一次会面时,希杰几乎把每一个娃娃都拿起来,问说它是男生还是女生。

“你觉得呢?”达琳反问。

他会说出自己的结论。从一开始,他显然就极度专注在要把性别搞清楚。我向达琳解释,任何东西他都会问是男生用的还是女生用的:牙膏、卫生纸、肥皂、水。达琳为我们示范如何用一个问题去回答希杰的问题,这不仅减轻我们的压力,也将决定权交还给他。

“妈咪,妳在帮我穿牛仔裙吗?”

“我不知道耶,是这样吗?”

“是啊。”

“那就是啰。”

我们不必给他答案,因为他可以给我们答案。这样轻松多了。最后他已经不再问那么多问题,因为他知道答案都在他的心中。

除了实用的教养诀窍之外,达琳总是很乐意和我们讨论如何养育跨性别孩子的核心问题。一开始性别不一致并在后期被认定为跨性别者的孩子可以服用荷尔蒙阻断剂延缓青春期,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决定之后要经历哪一种青春期。一旦青春期延缓了,也争取到更多时间,绝大多数的病人都会决定继续转换性别,并使用荷尔蒙药物让身体经历异性的青春期,以符合他们脑袋所认定的性别。

希杰离青春期还很远。他喜欢他的阴茎,身体是男孩。我们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知道未来是什么模样,或是这段旅程会走向什么结局。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会是一对兄弟的母亲,还是一对兄妹的母亲?我不知道。

与此同时,达琳一直支持和帮助我们为希杰和全家人做出最好的决定。希杰的生活里没有痛苦或忧伤,我们希望每一天都能维持这个样子。

我们顺利和达琳建立稳固的关系,此时我哥哥介绍了一个朋友给我,她叫卡莉,是动过变性手术的女性。

我在洛杉矶银湖社区的一间小咖啡店和卡莉见面。起初我以为我会很紧张,但到了当天,我既迫不及待又兴奋。我有数不清的问题想问她。如果要为这次见面冠上一个标题,那会是“你想问但不敢问变性者的十万个为什么”。

直到看见静如止水的卡莉,我才发觉到自己来赴这个约有多兴冲冲。她就像一杯葡萄酒,刚刚好让你静下心来,但又不会害你扫兴。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像她这么女人。她咬了一口饼干后会擦拭嘴角;她交叉脚踝坐着,透过猫眼眼镜的镜片看着我。她的针织披肩、珠串耳环、白色金发和完美红唇都散发出一股古典气质。她深富同情和关怀、姿态秀丽又整齐得体。

卡莉出生时是男儿身,也这样被扶养长大。问题是,她的灵魂完全是女性。她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长大,父亲是牧师,母亲是教会琴师。她在希杰这个年纪时想成为“飞天修女”(Flying Nun)。她会吹着蒲公英,许愿自己变成女孩。对卡莉来说,变成女孩的重点不在于打扮得花枝招展,而是外界用何种方式对待妳。从她有记忆以来就一直想被当成女性对待。

她高中的考试成绩是毕业班上的前百分之一,但她的父母并不鼓励她继续读大学。军队募兵时她应召入伍,并选择了一个她所能想到最女性化的职务:护理。退伍后,她回到田纳西州,开启了转换成女性的过程。她告诉我她是变性者,我问她跨性别者(transgender)和变性者(transsexual)有何不同。

“对我来说,跨性别女性觉得自己的本质是女性,只不过自出生以来就被贴上男性标签,并被父母当成男孩养育。变性女性则是采取所有可能的步骤来让身心一致的跨性别女性,通常包括医疗、社会和法律行动,”她解释,“当然几乎每个人对这些文字都有不同见解,但对我来说这么解释才正确。”

除了她青少年时期的感受以外,我最感兴趣的是性别转换的过程。我希望卡莉完全坦白,而她也如实吐露。她谈到不安全的黑市变性手术,也谈到贫穷、弱势的变性女孩在家里得不到爱和支持,转而在危险的地方寻求爱和支持。这些女孩试图从一辈子的自我厌恶、祕密和羞耻之中疗愈自己。

“我在变性时,男变女的变性族群中没有人可以教我怎么当女孩,就像青春期的十三岁女孩在探索自我,但却是在第二性征完整发展又能吸毒喝酒的情况下,真的很危险。”她说,为我描述黑暗面。

她强调,如果希杰是跨性别者,千万别让他经历男性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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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希望我能早点变性,就不会长得这么高,又有一副宽大的肩膀。外貌是我最大的障碍。”她说。我看着她,知道她说的是对的。我身高五尺九,从高中以来就鹤立鸡群,但卡莉让我觉得自己很娇小。

她谈到转换性别的花费,我赶紧把数字全部写下来。

“光是变性手术就要花至少一万五千美元,一般来说保险不会给付。这还不包含荷尔蒙阻断剂、荷尔蒙药物、治疗、女性化手术,噢,还有新行头。”

我停下动作,抬头看她。她对着我微笑,我也回以微笑。新行头可不便宜。我写了下来。

“永远都不容易、永远都不完美、永远都不会结束,但会愈来愈容易、愈来愈好、愈来愈稀松平常。”这是变性过程给她的感想。

“假设希杰是跨性别者,我该如何帮助他?妳希望父母当初为妳做什么?”我问。

“我非常清楚一个人在幼年就得面对挣扎是什么感受,还有我的父母如果支持我,会让我的人生多么不同。”她停下来想了一下说,“养育一个有自信的孩子,让他知道他是被爱的,可以从家庭中得到爱,不必再去其他地方寻找。养育一个不会走入危险关系的孩子。”

我们继续谈了更多关于她父母的事,他们到现在还是用“他”来称呼她,虽然身体上和法律上她都已经是女性。他们的亲子关系触礁,令我悲痛。

“他们不想花力气认清真正的我,即使他们是全世界最应该花力气这么做的人。”她说。

的确如此,所有父母都应该努力这么做,无论他们的孩子面对何种的挣扎,无论如何。

我问卡莉有没有交往的对象。她说她刚进入一段新的关系。我对她的男友很感兴趣,因为我常常想知道谁会爱我的儿子,尤其是他如果变成女儿。有任何我帮得上忙的地方,我们都可以一起解决,但我无法帮他谈恋爱;我无法帮他爱上某人,而且让对方也爱上他。如果他因为与众不同,而只能得到家庭给他的大爱怎么办呢?卡莉承认,像她这样的女人要谈恋爱不容易。(延伸阅读:【性别观察】英国第一个性别流动家庭,让孩子决定自己的性别

后来我得知卡莉在变性过程中谈过一段恋爱。当时她是秀场女郎,对方是军人。那是海枯石烂的真爱。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四日,卡莉获选为田纳西州年度娱乐工作者,她的男友在睡梦中惨遭两名美国陆军同僚活活殴打至死。他们因为他爱卡莉而痛殴他,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段“男同志”的关系;他们的心眼小到无法理解这并不是同性恋。卡莉的男友喜欢女人,受女性吸引,而卡莉是女人,几乎就是彻底的女儿身了,而他们是一对男女情侣。这个醒目的例子让我们看见人们对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向可以多么无知,而那些无知的人可以因困惑和恐惧而被仇恨淹没。我这辈子最害怕的就是这种人,因为他们真的会因为我儿子与众不同而伤害他。

我在卡莉的网站上看到她描述童年的一句话,特别触动我:

“我只是一个安静、敏感的人,会写诗,或走进森林里拉奏小提琴。我称不上优雅,但也不怎么男孩子气。我觉得我什么也不是。我忙着把一切隐藏起来,而显得一片空白。”

两个晚上之后,我梦见一个没有脸的孩子,一身军服外面套着一件粉红色裙子,在一座森林里游荡而迷路。突然有那么一瞬间,他的脸变得清晰,我认出那是希杰。我尖叫着醒来。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感觉自己什么也不是。他们可以是 LGBTQ 的 G 或 T,想要成为哪一个英文字母缩写都无所谓,但不要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