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关锦鹏,很多人总说他“擅长拍女人戏”,事实上,没有什么电影不是“女人戏”,对于人性的叩问似乎永远应该包含“女人戏”。

专访上篇:“老地方等你”专访关锦鹏:唯有香港,让我眷恋一世

许多人提到关导,往往为他加上“擅长拍女人戏”的头衔。他不只一次提到,自己并不是特意要选女人戏来拍,而是在寻找自己有兴趣的题材、想聚焦的人物时,自然而然地拍出许多关于女人的电影。

也许,我们该问的不是关导怎么把女人拍得那么好,而是该问,为什么经典的女性角色、出色的女性电影那么少?

女人戏导演?对人性的关怀也许该跨越性别

在关导 1996 年拍摄的纪录片《男生女相:华语电影之性别》里,或许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答案。这部题目就点出“性别”二字的纪录片要探讨的不只是电影里男性与女性,更多的是性别的流动。比如,在充满阳刚气质的武打和枪战片里,原来也有细腻的男性情谊刻画;又比如,陈凯歌在《霸王别姬》里有别原着特意加重了女性角色菊仙的戏份、徐克在《梁祝》里特意让梁山伯早早得知英台本为女身,是不是一种对同性情愫的回避?

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什么电影不是“女人戏”,对于人性的叩问似乎永远应该包含“女人戏”。

谈到性别,关导说话之前沈默的特别久,彷佛要把答案从很深的地方探取出来。“《男生女相》是当时英国电影协会一系列的纪录片,它在不同地区找不同导演来拍那个地方的电影特色,也鼓励每个导演都应该很个人化。因为我父亲在我十三岁就去世了。所以纪录片一开场我是谈,缺席的父亲。”纪录片里邀请了许多导演谈自己的父亲,甚至有些导演是父子档,每个人提到父亲似乎都有各自的情怀,但有着共通的纠结、复杂、难以言说。

作为五个兄弟姐妹的长子,关导似乎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许多责任。“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妈妈出去工作。我既是大哥负责去管、负责照顾弟妹,同时我搞不好也是一个大姐,我要煮饭、我要洗衣服。”回首过去,他有意识地看见自己身上承担的多重责任,同时,这些责任来自于社会对不同性别的期许,因此无形之中,性别在他身上抿除了界线。

性别的界线搬演到萤幕上,似乎也开始暧昧模糊。“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我发现我对阳刚的男性身体很好奇,那同性情谊让我特别感动。两个男人,一个可以为另外一个两肋插刀、赴汤蹈火。这正正是我从小学到中学都在一个非常保守的基督教学校里面,距离很远的一个东西。”学校里的教育是保守的,想像却没有界线。他想像着自己身处于动作片之中飞檐走壁,潜藏于间谍片里步步惊心,甚至化身为邵氏拍的歌舞电影里一个载歌载舞的要角。“我甚至会想像我跟男演员、像王羽,接吻。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比较懵懂,我觉得对自己的这种状态,感到好奇。”

想像自己与男演员亲吻,很奇怪吗?关导从妈妈身上学到了狂热的爱慕真的和性别无关。“小时候我妈妈常带我去看广东大戏,广东大戏有一对宝贝,这对宝贝两个都是女人,一个叫任剑辉、一个叫白雪仙。任剑辉在舞台上、电影里永远饰演男性角色。我妈妈那一代那时候经济慢慢开始起飞嘛,有很多帮佣啊工厂女工啊,她们迷任剑辉迷得不得了,辛辛苦苦赚的钱可以用纸币来折一个花台送到后台给任剑辉。”舞台上的扮装以假乱真,影迷并不在意演员的真实性别,我爱妳扮演的角色,就是爱了。妳是男是女又有何干系?对戏的投入程度,甚至滋养出古早一代的 CP 粉。“我妈妈那一代迷任剑辉白雪仙的人会觉得他们‘份该在一起’。”


图片|甲上娱乐提供

什么是“份该”?女人与女人相爱相守也是一种“份”吗?这样的冲突性带给他对于同性情谊的新思考。

舞台上的女扮男装甚至模糊了观众对于性别的认知。“任剑辉在某些电影里面演女性角色,我妈妈会冲口而出说:‘任剑辉为什么要扮女人啊’。所以这种错位就很有意思。”戏剧与演出、台上与台下的性别流动性一直留在关导的作品中,生长出跨越性别的关怀:“我觉得在我导过的女性角色里面,某个程度我一直游走在男性视点和女性视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对我的创作来讲。”

谈同婚:无需跟随时代浪潮,我们善待自己

关导性取向的启蒙来得早,许多人仍持续地懵懂、摇摆、自我怀疑。访谈结束前我们问关导,想对那些仍在自我探索的人说些什么吗?“我拍《男生女相》某个程度上,成为我出柜的作品,但是,有些同志团体叫我做讲座啊那些,我都推掉了。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个别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不会觉得你是同志你就一定要出柜。对于出柜与否,我保持开放,我没有要摇旗呐喊,因为我自己出柜就鼓励每个人都这么做。”说到底,性向、乃至自我认同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关导选在《男生女相》里踏出一步,有英国电影协会对导演们“个人化”的鼓励,也有自己和母亲、兄弟姊妹彼此的理解和包容。每个人终究该回到自己的位置,从自己和他人出发,做出自己的选择。


图片|甲上娱乐提供

在这个时机点与关导谈自我认同与出柜,彷佛在为刚刚通过同婚的台湾社会发问。同婚过了,但挑战从不停歇,如何在看似逐渐开放的社会里面对自己可能的犹豫和迟疑?关导看得很开。“绝对应该尊重自己的选择,我不跟家人出柜,那我就不支持同婚吗?我跟我朋友保持一个亲密关系,但是不见得一定要出柜。这也是一种善待自己的方法。”尊重自己的步调,接纳自己的主体性,就像跑在自己的跑道上,不要用别人的速度压迫自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问自己,同婚都过了,为什么我不敢再跨一步?别急啊,那到某个阶段,你愿意跨出这一步的时候再说嘛。”

《男生女相》影片最末,是关导在镜头外对着母亲出柜的一场对谈。我们问关导,在往前每一步时,是不是都非常重视和家人之间相互理解和沟通。关导答得很快:“对对对,很重要。所以我很感谢我妈妈,你知道我认识了我朋友以后,就搬出去跟我朋友住。我妈妈给我缝了一个单人的被套,我说:‘妳送这给我干嘛?’她说,‘同一张床,不同被套,还是比较卫生一点。’她早就⋯⋯”关导没说完,自己笑了。原来,母亲什么都知道。一床亲手缝制的被套,是她用行动表达的理解和接纳。

我想起《男生女相》里,关导和母亲对话的画面。镜头下的母亲面对长子的出柜,话说得坦然、明理、客观。“我看得很开”、“很平常,现在的社会有什么所谓”、“要什么孙儿,还一定要儿子,不会!”、“一个人闭了眼,什么都不知道”,却在最后的最后,忍不住掏出手帕来,抹去眼角的泪花。关导特地用了慢动作展示母亲掏出手帕、擦拭眼睛的画面,彷佛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拭去那些虽然理解尊重却克制不住的心疼。

同样是纪录片里,李安导演谈《喜宴》,如同许多影评聚焦的那样,分析父亲在知道儿子性向之后那个似是投降、似是解放的举手动作。关导撷取的影片画面却往前拉了一点,从归亚蕾饰演的母亲与儿子告别之后转身流下眼泪开始。丈夫问她:“妳哭什么?”她边擦眼泪边强颜欢笑回答:“我是高兴的。”即使亲如父母与子女,依然要面对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的不同选择,随着时代变迁、年纪增长,鸿沟逐渐增加,有时只能用许多的眼泪和叹息填补。又或者,我们能对彼此多一些理解,回首所来处,思考自己和对方如何生长成现在的模样。吾思传媒最近开启了“性别力”的子网站,期望在性别、性向、自我认同的层次多一些沟通。

这一回,谁都别哭。我们用对话,填平世代与观念的差距。

当一个社会在大步大步往前跨的时候,关导停下脚步,把注意力分给那些微小的个人。他们应对时代浪潮,在理性与感性、情怀与思考之间,感受拉扯和疼痛。我想,关导是特别怀旧的那一种人,旧时代、旧建筑、旧城市,甚至价值观还来不及跟上时代的、正在阵痛的一群人,他都用镜头仔细的一寸寸探询、保留下来了。

那双掌镜的手,特别温柔,也特别坚韧。


图片|欧文

编辑后记

关导行程紧凑,访问排得很满,中间只有一支菸的空档。他准准地按着约定时间,走进专访进行的小会议室,摆手要起身致意的我们快坐。专访开始,还没说完崇敬和感谢的话,他连忙摇摇手,低下头去说:“不要这样讲。”受限场地,我们中间隔着宽大的会议桌,但四目相交的瞬间,你会觉得自己和关导的距离很近。

关导说话常常会有一个语气词“ㄏㄤˇ”,他总时时确认对话者的理解、停下来等我们跟上。谈香港电影、谈自己的创作,关导说得很笃定、答得很快。采访后半我们谈性别,他答得慢,用字遣词开始口语化,有时甚至话没说完,被另一句盖掉。但他答得真诚,每一句都从肺腑里挤出来。

三十分钟的短访,却写了两篇稿子,好像还意犹未尽。重听录音档整理素材的当下,我又有了好多好多想要问关导的问题,但仔细想想,那些答案在他的电影里,似乎也都说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