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市议员说出“同性恋班”，背后有哪些问题？

文｜吴馨恩

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卢昆福于本月 24 日质询时，询问家长担心老师是同志能否转班？甚至提出是否要“开一个同性恋班？”的说法引发争议，网路上许多批评的声浪认为卢的说法是明目张胆的隔离歧视，笔者认为这点是无庸置疑的，卢确实是站在歧视同志的立场，然而笔者反过来要问的是，若真开设“同志班”，无论其脉络与目的为何，就一定是歧视吗？

这必须让我们从女同志与跨性别女性主义历史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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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的女同志不满同志运动被男性主导，且主流女性主义运动将女同志称作“薰衣草威胁”（Lavender Menace），排除于女性主义重要场合之外，因此女同志团体－基进女同志（Radicalesbians）发起“薰衣草革命”，在第二次全国妇女大会时进行抗议行动，并发表〈女人认同女人〉（The Woman-Identified Woman）宣言，也因此形成了女同志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m），成为重要的女性主义流派之一。自此，女同志女性主义开始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分支，像是政治女同志主义（political lesbianism），将女同志身分认同视作对父权积极抵抗的政治选择，以及女同志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sm）的兴起，主张与男性及异性恋社会彻底分离，建立专属于女人－女同志的社群与空间。

女同志分离主义受到黑人分离主义（black separatism）的影响，都是属于自我分离主义（self-separatism），是受压迫者积极主动与压迫者分离，在不受压迫者干扰、控制与威胁的情况下，打造受压迫者的专属空间，为此达成受压迫者充权（empowerment）、自主独立与彼此团结的政治目标。说到女同志分离主义的成功经典例子，诸如 1971 年的“复仇女神”（The Furies）、1973 年的奥莉维亚女性唱片公司（Olivia Records）、1976 年的密西根女性音乐节（ 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1977 年的歹客面包车（The Van Dykes）等等，都是由女同志主体发起与建立的，旨在摆脱男性与异性恋框架独立运行，并为女同志历史留下崭新的一页，甚至在女同志受到社会严重排斥的年代，曾经是提供女同志认同与安全的避风港。

然而对女同志分离主义的批判也从没少过，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与男性分离的主张是反动的，只是在逃避男性宰制社会的问题，其中一种重要的批判就是来自于跨性别女性主义（trans feminism），像是跨性别女人贝丝·埃利奥特（Beth Elliott）跟桑蒂·史东（Sandy Stone）就在 1970 年代因为参与女同志女性主义团体，被部分基进女同志女性主义者视作侵入女同志阵营的男性间谍，而遭到羞辱、骚扰、殴打与死亡恐吓；到了 1990 年代，密西根女性音乐节基于“女人出生的女人”（womyn-born womyn）官方政策，将一名跨性别女人驱离活动现场而引发争议，并且催生了跨性别营（Camp Trans）的举办，每年在密西根女性音乐节进行跨性别权利教育。

因此，有些跨性别女性主义者认为女同志分离主义会增加对其她边缘女性，诸如跨性别女性、间性人女性、双性恋女性或酷儿女性的边缘化与排挤，但也并非所有的跨性别女性主义者都反对女同志分离主义，许多跨性别女性主义者认同女同志分离主义的核心理念，只是希望能修正这些空间与资源，提供给同样受到父权及仇女迫害的跨性别与非二元性别群体（并不包含相对特权的顺性别男同志），让跨性别与非二元性别群体也能获得认同与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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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笔者认为开设“同志班”并非绝不可行，就像早期为了提供女孩平等受教育机会，因此创办女校一样，即使是较为平等的现代社会，女校也为女学生开创了有别于合校的女性教育环境，可以专注于栽培女性，建立女性彼此之间的亲密与团结。

若“同志班”的存在可以更加提升性少数学生受教权，为性少数学生建立同侪连结与归属感，积极为性少数学生建立安全网与支持系统，提供性少数主体中心的历史、哲学及艺文课程，甚或为性少数教师提供工作机会保障，那开设“同志班”未必有什么不好，毕竟除了隔离歧视以外，也存在作为性别正义实践的可能。只是不得不提的是，这些都是在某些前提下的想望，纵然目的与脉络截然不同，“同志班”依旧可能变成污名化性少数学生与教师，加剧校园霸凌与职场歧视的可能性，增加不必要隔阂的教育场域，反而阻碍了互相理解与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