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市议员日前质询时脱口而出,应该“开一个同性恋班”。如果真有“同志班”,问题在哪里?作者从女同志与跨性别历史出发,爬梳被隔离的结论。如果真有区隔,它该是保障,不是歧视。

文|吴馨恩

国民党籍台南市议员卢昆福于本月 24 日质询时,询问家长担心老师是同志能否转班?甚至提出是否要“开一个同性恋班?”的说法引发争议,网路上许多批评的声浪认为卢的说法是明目张胆的隔离歧视,笔者认为这点是无庸置疑的,卢确实是站在歧视同志的立场,然而笔者反过来要问的是,若真开设“同志班”,无论其脉络与目的为何,就一定是歧视吗?

这必须让我们从女同志与跨性别女性主义历史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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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代初期,当时美国的女同志不满同志运动被男性主导,且主流女性主义运动将女同志称作“薰衣草威胁”(Lavender Menace),排除于女性主义重要场合之外,因此女同志团体-基进女同志(Radicalesbians)发起“薰衣草革命”,在第二次全国妇女大会时进行抗议行动,并发表〈女人认同女人〉(The Woman-Identified Woman)宣言,也因此形成了女同志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m),成为重要的女性主义流派之一。自此,女同志女性主义开始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分支,像是政治女同志主义(political lesbianism),将女同志身分认同视作对父权积极抵抗的政治选择,以及女同志分离主义(lesbian separatism)的兴起,主张与男性及异性恋社会彻底分离,建立专属于女人-女同志的社群与空间。

女同志分离主义受到黑人分离主义(black separatism)的影响,都是属于自我分离主义(self-separatism),是受压迫者积极主动与压迫者分离,在不受压迫者干扰、控制与威胁的情况下,打造受压迫者的专属空间,为此达成受压迫者充权(empowerment)、自主独立与彼此团结的政治目标。说到女同志分离主义的成功经典例子,诸如 1971 年的“复仇女神”(The Furies)、1973 年的奥莉维亚女性唱片公司(Olivia Records)、1976 年的密西根女性音乐节( 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1977 年的歹客面包车(The Van Dykes)等等,都是由女同志主体发起与建立的,旨在摆脱男性与异性恋框架独立运行,并为女同志历史留下崭新的一页,甚至在女同志受到社会严重排斥的年代,曾经是提供女同志认同与安全的避风港。

然而对女同志分离主义的批判也从没少过,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与男性分离的主张是反动的,只是在逃避男性宰制社会的问题,其中一种重要的批判就是来自于跨性别女性主义(trans feminism),像是跨性别女人贝丝·埃利奥特(Beth Elliott)跟桑蒂·史东(Sandy Stone)就在 1970 年代因为参与女同志女性主义团体,被部分基进女同志女性主义者视作侵入女同志阵营的男性间谍,而遭到羞辱、骚扰、殴打与死亡恐吓;到了 1990 年代,密西根女性音乐节基于“女人出生的女人”(womyn-born womyn)官方政策,将一名跨性别女人驱离活动现场而引发争议,并且催生了跨性别营(Camp Trans)的举办,每年在密西根女性音乐节进行跨性别权利教育。

因此,有些跨性别女性主义者认为女同志分离主义会增加对其她边缘女性,诸如跨性别女性、间性人女性、双性恋女性或酷儿女性的边缘化与排挤,但也并非所有的跨性别女性主义者都反对女同志分离主义,许多跨性别女性主义者认同女同志分离主义的核心理念,只是希望能修正这些空间与资源,提供给同样受到父权及仇女迫害的跨性别与非二元性别群体(并不包含相对特权的顺性别男同志),让跨性别与非二元性别群体也能获得认同与安全保障。(延伸阅读:1120 跨性别纪念日:跨性别者要的,是普通如你我的生活

说到这里,笔者认为开设“同志班”并非绝不可行,就像早期为了提供女孩平等受教育机会,因此创办女校一样,即使是较为平等的现代社会,女校也为女学生开创了有别于合校的女性教育环境,可以专注于栽培女性,建立女性彼此之间的亲密与团结。

若“同志班”的存在可以更加提升性少数学生受教权,为性少数学生建立同侪连结与归属感,积极为性少数学生建立安全网与支持系统,提供性少数主体中心的历史、哲学及艺文课程,甚或为性少数教师提供工作机会保障,那开设“同志班”未必有什么不好,毕竟除了隔离歧视以外,也存在作为性别正义实践的可能。只是不得不提的是,这些都是在某些前提下的想望,纵然目的与脉络截然不同,“同志班”依旧可能变成污名化性少数学生与教师,加剧校园霸凌与职场歧视的可能性,增加不必要隔阂的教育场域,反而阻碍了互相理解与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