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神学家挺同志：是同志朋友陪我走过人生艰难

摄影收了灯，准备往门口走去。一回头，看见镂空的十字架透进的光正打在陈文珊脸上。四周一片暗，只剩亮得泛白的十字，和陈文珊的脸庞，像暗喻着她的信仰之路，一边相信、一边抵抗。

二○○七年起开始在玉山神学院任教的陈文珊，是校园里少数的女性神学家。女性身分在神学领域已相对边缘，但这几年让她更边缘的，是支持婚姻平权的立场。这一鲜明旗帜伫立在反对婚姻平权最大阵 营——基督教团体里，让她饱受批评。

长年关怀社会，在神学院里惹议，加上与校方产生劳资争议，校方因此不愿再续聘陈文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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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性别框架 不管在家庭、教会或职场

她搞“宗教界连署挺同性婚姻”，触怒教会里的人，“曾经有人说要去玉山神学院前拉白布条，抗议我挺同志；也有人说因为我挺同，导致募款出现障碍，扬言：‘陈文珊在的一天，我就不捐给玉山神学院！’”还有其他同事在校务会议上闲言碎语地讽刺“学校里有人不只支持同志，本身就是同志。”白眼见多了，陈文珊只是云淡风轻地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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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才接触信仰的陈文珊，很早就对“女性”身分在生命各阶段遭遇的压迫与不公有所体悟，因性别而出现的差异对待，让她感觉生活里处处是性别的框架，也处处得反抗框架。女人在家里对抗自己的父亲、兄长，结婚后继续对抗丈夫；职场上也对女性有许多既定限制，光是服装外表就有诸多要求。

“像联合国就发现，女性贫穷的原因除了低薪，还有一个便是职场治装费太高导致。”而她所处的神学院，也规定女性得穿着有跟的鞋去讲道，“我在学校都会备着一双跟鞋。有次鞋子坏了还跟学生换鞋穿，她穿我的凉鞋、我穿她的高跟鞋。”

生活是无尽的抵抗，进入信仰，又是步入另一个性别战场。“大学那时家里出了点事，我和父母关系很差，心里觉得少了寄托。”当时陈文珊就读东吴大学，学校里有卫理公会的教堂，朝会会请牧师讲道，遇上重大事件也会有牧师领着学生祷告。朋友带她跨进信仰，她在天父所在之处寻得心灵的饱满，“但我从来不是顺服的那种。”

二千年的基督教教义，不乏贬抑女性甚至种族歧视的字眼，陈文珊和牧师辩论《圣经》里要求女性在教会中需要“蒙头”以示贞洁的段落，不满经文要求女性安静贤淑，“有问题就回家问丈夫”等限缩女性自主权的内容。

但信仰和价值的冲突，没有让她离开教会，“很多女性神学家都走过这一遭，在信仰里一边抵抗着各种性别压迫，现在的教会同志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过程。”陈文珊举例，像是女性神学家崔菲莉（Phyllis Trible）所着的《骇人经文的救赎挑战》（Texts of Terror: Literary-Feminist Readings of Biblical Narratives），便列举出《圣经》里歧视女性的段落，再一段一段阐释经文。

二○○○年陈文珊在台南神学院担任外国宣教士的助理，协助课堂翻译，开始有系统地接触到国外“妇女神学”着作，“当时真的很惊喜，原来我的声音不孤单。”九○年代末期也正是台湾第一代妇女神学家高天香回台的阶段，陆续引介不少国外“妇女神学”经典入台，在教会里酝酿一波性别改革。

只是“妇女神学”虽起了头，“但宗教界的改革总是缓慢，加上女性神学家培养不容易，即使拿到学位也可能因为婚姻而离开职场。”现实的阻碍，拖慢了宗教内部改革脚步，“基督教内部会对同志议题不友善，我一点也不意外。性别运动走这么多年都还停在起步阶段，更何况同志运动。”

执着于正义的“坏女人” 跨足同志议题还为报恩

站在性别弱势的位置，让陈文珊对人权议题特别敏感，也钻研当代该如何划分神权与人权的界线，她关心废除死刑、修复式司法，还有近年热门的“中国因素”；办讲座谈教会里的性侵问题，也找香港神学家来分享梵蒂冈与中国建交的隐忧。

这几年跨足同志议题，一方面与她长期专注人权价值有关，一方面则是为了“报恩”。

约莫也在二○○○年左右，陈文珊准备和丈夫离婚，离婚在基督教信仰里可谓大事，“教会里的人多劝和不劝离，强调婚姻是神圣的结合。就算同是女性的友人，也不能同理我。”那阵子陈文珊总是孤单，人际网络中的同伴不谅解她离婚的决定，甚至视她为“坏女人”，独有一位同志朋友知晓她的孤独。

同志身分和信仰的冲突，让友人只能隐蔽性向，因此深知周身围绕人群，内心却孤立无援的无奈。罹癌的好友常在半夜接起陈文珊的电话，听她抱怨，在人生最后五年陪着陈文珊走过婚变，做她唯一的浮木。“女性与同志，在教会里受到同一套性别框架限制，所以我对同志非常能感同身受。”

身处反对婚姻平权最大阵营的核心，陈文珊挺同挺得很高调，“我自己不是同志，当然也可以只要‘同情、友善’同志就好，不一定要做这么多。”但陈文珊强调，信仰不该只是个人和天父的关系，这是基督信仰特有的公共性。当心中有所持守的价值，就该在神的国度将真理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