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群《我与狸奴不出门》新书摘录独家!性别亘古以来都有一时一地的限制,而我们处之泰然的“态度”突破重围。如果女性不坚定地提醒世界“听好了”,那就会随时有人逾矩诠释你。

现在还谈皮包吗

阶级。性别。消费主义。事到如今一个女性再讨论她的皮包,似乎也是叫人倦怠的了。

尽管世间仍旧不懈地在女人手袋这件事上做指点的文章。若是下劣一些,就说些“包包换鲍鲍”这类自以为俏皮的话;比较不怀恶意的,大概也觉得有滑稽之处,例如女朋友出门为什么需要各式各样皮包呢,为什么各式各样的皮包里装了各式各样的自我要求与安全感呢——化妆品、湿纸巾、皮夹、镜子、维他命丸、保险套避孕药、止汗剂、记事本、A4 尺寸装工作文件的 L 夹。我听说有人放两种不同的防狼喷雾(怕紧急时刻捞不到)。男朋友出门只需要两个口袋,一边装钱,一个装钥匙与手机。(行动支付时连钱也不必装)

这固然贴近事实,这说法充满象征。男人身体上垂挂两个袋子即大步走大道,一边装着资本,一边装着进入的权柄。女人的身体则什么都要满足,她皮包的纳藏层次像她下腹内外构造,最好能容受要抚养全世界的梦。

时装史上女性手袋其实是愈做愈大的,它脱离纯装饰性的轨迹与女性主义亦步亦趋,特别是在二十世纪的六十、七十年代后,从务实角度看,确实是现当代女性于社会职业生活中活跃的表现,例如 Jane Birkin 抱怨当时女包之局促不实用,找不到既好看又能装各种东西的大提袋,Hermes 就为她制造了柏金包。不过有时我也忧愁地想,按照这尺寸的发展方式,或许意谓我们曾想丢掉的东西从来也没能够丢掉,它们一直在里面,它们是我有生之年不可能改变的积压。

这样一来,不挑些自己喜欢的,不变些花样自己哄自己比较甘愿地背负它们,很难过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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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整理衣橱发现埋着一只黑色旧式 Bally。装在绒布袋里。母亲自己都忘了还有这件东西,看了一看,说也有将近二十年了吧,实在保养得很好。家里一直有三五件这类老皮包,都是我所知道的,也当然不是到处塞着好东西三天两头都能够有出土之喜,所以发现这隐藏版,我就格外高兴,真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它四角五金一点颜色也没掉,但是在时间的包裹里也不再光芒铿锵,有缓缓的玉意。

我说给我用吧给我用吧,放着也是放着,这些东西就是要用的呀。这几个拿出来用,我可以很久——说不定从此以后——都不买皮包了。

当然后来⋯⋯,后来我当朋友们自驾的拖油瓶去了义大利。在折价惊人的 outlet 里看见一件红色漆皮亮面贝壳包,价格比之台湾店上彻底是跳崖。因为想起自己早先的话,就心虚地在那儿走过来走过去,朋友说你为何魂不守舍,我指指它,拍下各种试背与各种角度照片以各种通讯软体传给各地亲友⋯⋯,最后收集到五个“应该买”。

“啊三五年内我不再买这些东西了!”这样说,谁也不理我。

也不是不知道来自欧洲的奢侈品牌及其形象建设与亚洲人之间的情仇,实在是古老帝国主义的充满血统想像。在 outlet 为了购买过季商品踌躇的市民阶级则根本是花式的没救。

这红色贝壳包用了几次,也不知怎样,本来觉得规格日常,很实用,但那人与物与环境之间的咬合,彷佛迟迟差着零点几厘米,有一点“多”。因此大多时候,也是包进绒布袋收在衣柜。

结果最近最常用的是在超级市场里买到的麻布编织购物袋。一只盛惠台币七十五元,上面写蓝色大字“我的袋子比你的好”(My bag is better than yours.),狂得平铺直述,平铺直述的狂,要说它中二吧,又有你无法反驳的天真意气,又是适合夏天的颜色。它好用的很,回到家才后悔当时旅途上竟没想到买它十个。如此岂不是有十倍的好。我总是能将皮夹、锁匙、化妆包、手机、书本资料、梳子、笔记型电脑、防风围巾、干洗手,一概漂亮地装进去,撑得规规矩矩,方方正正,沉沉重重。出门时,它总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但回到家时往桌上一甩,一下子就塌了。

现在常觉得这种软质塌落的样子特别可爱。背着皮包的生活也是这样的:你尽量笔挺,你尽量背负,你尽量能提起,你尽量懂放下,但是也会有一瞬间,你找到机会,颓然地稍微开口,吐露搅结的实情:一张手心揉过的卫生纸,一段碎票根,它们都落了出来。我盯着它们,发起长久的呆,在呆中忽然醒觉这就像是谈论皮包一事之倦怠过时一样:那种适宜于新洁的,光滑的,漆皮亮面的年纪,实在已安安静静过去了。

不过,大红依旧是好的。

女性的生命经验

在散文里我好像不太常写自己作为女性的生命经验,这本稿子翻来翻去,好像只有刚刚您读到的那一篇勉强能算。

从前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作为一个世界的申言者,接下来再作女性的申言者?但渐渐我发现,之所以会产生这困扰就是最大的问题:这个困扰并非心怀世界,而将女性排除在世界之外,排列在世界之下。这是女性对己群最大的出卖。我几乎不听说男性创作者曾考虑“我该先作为世界的申言者?还是男性的申言者?”。因为鸡鸡一般都内建一个“我即世界”的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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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直到今日所谓的“普世”或“人类”终究是男性世与男人类,绝大部分的男性也不能说是关切女性的处境(但这一点我不在意)。

事实是:性别处境是一个女性一生至死不可能摆脱的雷雨云,国族、阶级、政治与宗教的所有问题,在性别领域都会派生出专属的性别问题;事实是国族阶级政治宗教都有一时一地的限制,但性别问题从远古直到永恒。

事实是,除了女性自身没有人会为你发声。女性不诠释自己随时有人越位诠释你。

我想这应该也是很多女性创作者(无论领域是什么)早期会面临的困扰:不是别人的怀疑,而是自己都自己怀疑自己的关切与主张“有没有必要”“是不是重要”“我是不是该把女性的问题放在另一个更大的问题里面讨论”。或许以叙事策略而论,这些考虑没有错,但这只是战术面,不是战略面。(延伸阅读:写在黄佩婷专访后:让我们谈谈真实的女性经验,与真实的限制

战略面是:如果一个年轻的女性创作者,也出现我上述的曾经困扰,那她不应怀疑自己,应该继续述说女性与为女性述说。女性不仅必须,甚至可以说有义务,理直气壮地申说女性的关切,女性的境遇,女性的眼光,要说得好,说得久,说到没有人能把它排除在世界之外,排列在世界之下。《秋刀鱼之味》、《晚春》、《比海还深》、《无人知晓的清晨》、《母亲》、《家族真命苦》如果不是出自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山田洋次,而是小津安子、是枝裕子、山田洋子,大家就等着看吧,要有多少人说他们“女人拍的题材,老是跳不出家庭亲子的小框框,缺乏宏观的关怀”,或者会有多少人嗤之一句“妇人之见”—— 等一等,我想太多了。更大的可能是小津安子、是枝裕子、山田洋子自始就不会得到机会与支持拍出这些作品。

从这角度而言,有时我亦觉得例如女导演,女画家,女诗人这样的称谓,或许也有战术意义:在这类带有强烈主张性格的职业身份之前,先提醒这个“世界”,听好了,这就是一个女性的意见。即使你说的内容跟女性经验毫无关系也都有性别上的意义。但当然了,如果只是取巧地占用议题,每天在那边自溺自恋自哀自美,或者向异性恋男人的意淫献媚,别人也是看得出来,随时准备扑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