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父母的一百种方式：能不能有彩虹宝宝？

文｜台大社会系教授 吴嘉苓

苗妈是着名的“拉妈”，当年她与伴侣一决定要计画生育，就开始搜寻各国资料，努力查找相关医学名词，也使用跨国付费谘询，并参考其他女同志的经验。由于苗妈的家人有僵直性脊椎炎（与家族遗传高度相关），因此她与伴侣最后计画由她负责怀孕，伴侣提供卵子，至于精子，则来自丹麦的商业精子银行。这家银行常以国际快递运送冷冻精子，但是台湾碍于商务贸易的规定，并不受理这类包裹。

在考量过各个国家的医疗状况之后，她们选择将精子寄到泰国，然后在泰国的生殖中心进行手术。伴侣要打针吃药取卵，苗妈则是打针吃药以及植入。这整场历程，从资讯、精子、药物、诊间、法令以及孕育的身体，堪称全球性的装配。

苗妈也将一路的历程发表在社群媒体上，好让有意怀孕生子的同志社群了解状况，缩短摸索的时间。这些个别的分享，也逐渐汇流成集体的对策：台湾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近年来就以出版专书手册及举办座谈交流，让同志生殖变得更具体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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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受精这种分离“性”与“生殖”的特性，使得异性恋性交不再是唯一的生殖模式。自 1960 年代起，英美社会的单身女性与女同志就会自行注射精子（以针筒或滴管注入阴道），或是赴医疗院所使用捐赠的精子，在异性恋婚姻体制之外完成受孕。随着冷冻技术越加成熟，国际上有些商业化的精子银行供网路选购，跨国生殖科技运作的资讯也透过网路得以传播，都成为苗妈进行跨国生殖科技使用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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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技术面可行，到底谁能使用这些科技，还是争辩不休的议题。台湾实施人工受精技术的早期，即使没有法令规定，医界也自动假设服务的对象是已婚夫妻。台湾要迟至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后，才开始订定相关法规，但也都明定夫妻为使用对象。这让得远赴海外接受生殖手术的苗妈感到不平：“同样都是纳税人，都是公民，为什么我不能使用台湾自己就有的技术？”

如果参考几个先进国家的科技规范，单身女性、女同志，甚至男同志的使用资格也逐渐受到肯认。英国早期立法并没有明定已婚夫妻才能使用，但考量到子女利益时，有提到“小孩需要父亲”。同时，也有不孕诊疗机构拒绝为单身女性与同志提供服务。

然而，透过更多的讨论与研究，包括同志团体抗议法律与医界的歧视，英国后来发展出的做法，已经纳入更多社群。法令上论及子女利益时，改成子女“需要受到慈爱照护”，而非仅强调父亲。同时，也积极调查单身女性与女同志就诊时，是否受到不友善对待，并积极保障生殖科技使用者的权益。这些助孕科技，看似在处理精子稀少、输卵管不通或是习惯性流产等“生理性不孕”的问题，却也多次冲撞了社会规范，并催逼社会反思所拥护的价值，成为“社会性不孕”（无法透过异性性交的方式怀孕）实现生殖愿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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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生殖医学会联盟的最新调查，全球共有六十二个国家或地区针对生殖科技订立法令规范，其中仅有十四个国家强调已婚夫妻才能使用此科技，并大多集中在伊斯兰教与东（南）亚国家，包括台湾。大多数国家是基于平权的理念，开放生殖科技的使用对象。除了做父母的权益，还有性别政治的讨论，都复杂化生殖政策的辩论。有些国家如以色列则强调增产报国，以及以生育实践母职的重要性，对于单身使用生殖科技还提供健康保险的给付，但这也强化女人不生不行的意识形态。而代孕涉及第三人怀孕，既有以利他精神、助人怀孕的新兴生殖分工，但也可能造成阶层化生殖，例如由第三世界的穷苦女性为第一世界的夫妻或伴侣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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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生娘娘保佑，同志多子多孙”，我跟游行街头拿着创意标语的年轻人比赞，赞叹她们开拓辩论空间的行动力。注生娘娘要保佑的清单有一拖拉库啊：去除异性恋夫妻的不孕污名、降低多胞胎的健康风险、扩展多元成家的资源……精卵相遇的方式已经不止一种，若能牵引出更友善、健康、平权的社会制度，台湾还有跟着受精卵一起成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