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生产专业,在欧美许多国家仍是主流的生产照护,如同 2016 年生产的凯特王妃,英国皇室新成员多由助产士接生。由助产士照顾低风险产妇,产科医师处理紧急、复杂的孕产状况,是国际间视为理想的分工与照护方式,但在台湾,助产学罕为人知,也常被视为落伍。

文|官晨怡/国防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二○一五年十月,宝贝诞生于家中浴缸,是计画好的居家生产,母子均安。我上脸书向亲友报平安,友人除了恭喜,表示惊讶的也不在少数,其中一则留言这么说:“妳居然选择这么疯狂的方式生!但是我敬佩妳!” 在台湾,不在医院生产是难以想像的。许多居家生产的夫妻为避免家人担心,事前都不让家人知道这样的计画,我也不例外。平安生产后,爸妈与弟弟们赶来,见到家中新成员健康诞生,欣喜之余仍忍不住责备我的大胆行径,他们脸上的惊恐和困惑告诉我,若事前得知,他们绝对不会接受我居家生产。事实上,根据国际健康报告,低风险产妇最佳生产场所依次

是家里、助产所,然后才是医院,在台湾,居家生产却成了“不能说的祕密”,医院生产被视为唯一的安全选项,然而真是如此吗?

在医院生产比较安全?他们没告诉你的风险

要去医院生?还是在家里生?怀孕期间,自己也曾挣扎一番。年近四十,终于有机会当妈妈,自然不愿意多冒险,平安生产是我最大的考量。在医院中,生产被严密地监控着,警讯一旦出现,医疗立即介入,这种人为控制下完成的生产,理当最让人安心,但过去的研究经验却告诉我,医院生产不见得是最安全的。为了收集博士论文资料,我长时间在医院与诊所里蹲点,近距离接触台湾医疗生产环境,这些见闻在日后帮我做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作研究时,我很少能在产房里感到放松,因为那是个高压的工作环境。根据统计,台湾有九十九%的生产在医院中发生,是助产士接生率最低的国家,造成产科总是拥挤、紧张。产妇被推到走道上,用拉帘隔出一个机动性待产空间,是我在医院里常见到的景象。这样的情境里,时间控制成为医护人员的工作重点,制式化管理成为解决结构性困境的办法,催生、廿四小时卧床胎心音监测、剪会阴等,在许多医院成为常规做法。

除了管理目的,在医疗观点里,生产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若要避免风险,并“帮助”产妇完成生产,医疗介入是必要的,然而,这些医疗干预同样带有风险。举例来说,施打催生药会不会影响胎儿?一位资深医师曾在门诊空档告诉我,为了“清空产房”,台湾的催生有些过度,而这可能造成胎儿心跳突然上升或下降,必须紧急剖腹产。事实上,这样的风险早在一九七九年就有国外医师提出,但台湾却仍未正视过度医疗干预带来的风险。

“所有生产都一样”:消失的自主空间

医疗干预成为常态,意味着产妇的自主性被迫消失。“所有生产都一样”,我曾听一位主治医师这么告诉实习医师,那是田野调查中最震慑我的一幕。那天,我一如往常到产房报到,一位产妇正从待产区被推进生产室里,她的宝宝要出生了。我匆忙换上无菌衣,跟着实习医师进到生产室,在那里见到了全武行的接生阵仗。病床摆在正中央,产妇采截石式[1]躺着,正前方站着刷完手的主治医师与助手,右侧一位住院医师手抓真空吸引器,准备随时支援。另一侧,护理人员站上高台,准备必要时推产妇肚子(这个动作又称为“压宫底”)。产妇其实还没用力多久,这些阵仗就全用上了。现场一阵忙乱,宝宝“被娩出”后,由护理人员抱到妈妈面前,但妈妈已无力抬眼好好看他,而是面无表情地躺着。看着这一幕,我久久无法从心疼与惊恐中平复,只听见一旁的主治医师对实习医师说:“生产就是这回事,以后你就知道,所有的生产都是一样的。”

或许该说,在医院里,生产不被允许“不一样”。不论产检结果如何、风险是高是低,产妇一律接受制式化的医疗干预,不得讨价还价。尽管个别妈妈与宝宝的生心理条件有差异,每个生产都必须符合医学定义的标准产程,若有落后,医疗便行介入;不论对生产的期待为何,产妇必须配合医院规定与运作,个人的习惯、情感与期望,必须置之度外。在让每个生产都变得一样的环境里,疲惫、茫然、压抑、忍耐,是我最常见到的表情。对于正在经历的一切,产妇充满疑惑,但已无力提问。

“我能接受生产变成那样吗?”预产期前夕,我这样问自己,此时居家生产成了再清楚不过的决定。

“我无法想像自己生”:台湾缺乏的助产学观点

单是了解医院生产的问题,并不足以让我敢于居家生产,真正带给我力量的,是研究期间接触的另一种生产专业与观点,也就是助产学。

助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生产专业,在欧美许多国家仍是主流的生产照护,如同 2016 年生产的凯特王妃,英国皇室新成员多由助产士接生。由助产士照顾低风险产妇,产科医师处理紧急、复杂的孕产状况,是国际间视为理想的分工与照护方式,但在台湾,助产学罕为人知,也常被视为落伍。

不同于医疗观点,助产学认为在大部分状况下,生产能由母体与胎儿合作完成,接生者的任务就是小心观察、等待、并适时辅助。这并非一厢情愿的“自然最好”,相反的,助产学有其扎实的科学学理基础。研究期间,我大量阅读助产学文献,也有幸结识台湾助产士,参与研习活动与接生,从中学习关于生产的每个环节,从不同产程中胎儿与母体的变化,到子宫、产道间不同肌肉层的相互协调合作。接触助产学,我看到自然界为生产主体“内建” 的巧妙机制,并常为之赞叹。由于医疗主导生产,民众难以接触助产学知识,生产因而被视为危险、困难的过程。再者,医院里的时间压力,让产妇与胎儿鲜少能依着自身节奏完成生产,除了催生,产妇还常过早被要求用力,导致最后无力娩出胎儿,被迫接受真空吸引、推肚子等全武行对待。在这样的生产情境里,靠自身力量完成分娩,宛如奇谈。某日,我遇见另一位也带着幼儿的妈妈,听见我居家生产,她很讶异,闲聊间,她细诉在医院经历种种医疗介入,最后生到没力、宝宝被吸引出来的经验。“我实在没办法想像怎么自己生。”这是她最后下的结语,悲伤地总结了助产学缺席对台湾产妇的影响。

居家生产:跟着身体的节奏

相较于多数台湾产妇,我很幸运。因为研究生产的关系,我结识许多致力于生产改革的朋友,有助产士、医师、纪录片工作者,还有推动温柔生产的妈妈,也是后来组成的生产改革联盟。平日的战友,成了自己最坚强的接生团队。我发现落红后,心情兴奋,但不紧张,这一天终于来到。根据之前做的功课,我知道积极产程还得等上一段时间,于是先发简讯通知朋友,随即到家附近剪头发、采买食物,准备了许多糕点招待参与接生的朋友。我用手机的APP记录宫缩的长度与频率,确定进入积极产程后,我发了第二封简讯,而那已是隔天清晨。(延伸阅读:温柔生产宣言:当一个拥有“主体”也尊重孩子“主体”的母亲

朋友陆续报到,各自带了小礼物,包括巧克力、蛋糕和漂亮的育儿背巾,很有派对的气氛。我穿着宽松睡衣,坐在产球上和大家话家常,每当骨盆腔里的酸痛袭来,我便闭上眼、深呼吸,等待该次宫缩结束,朋友见状也不打断,只是观察我张开眼睛后的反应,确认没事后再继续刚刚的话题。接近傍晚时,我感到疲倦,进房小睡,以养足精神与力气,面对即将到来的生产。

剧烈宫缩在晚餐后出现,朋友见我已无法谈笑,教老公用双手大力挤压我的骨盆两侧,为我减轻疼痛。尽管如此,当时的疼动已非我能招架,我提出进浴缸的要求,那是我怀孕晚期每夜帮自己舒缓酸痛的地方。很快,我泡进了温水,但阵阵来袭的产痛,使我忍不住大喊,浴缸旁围绕着先生和朋友,有人握住我的手,其他人则忙着调整水温、递水和毛巾。面对远超乎我预期的产痛,我数度惊慌,担心自己无法完成这个过程,但听着周围朋友持续报告产程进展,还有当她们告诉我“看见头发了”,这真是为产妇打气的最好方式。顺应着身体的感觉,我继续用力、变换姿势,最后,终于听见宝贝洪亮的哭声。回到房间后,朋友为我和宝宝做了简单护理,将宝宝抱在胸前,我仔细端详终于到来的小生命,并请先生取出冰箱里的香槟,犒赏辛苦的大家,庆祝这美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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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居家生产,一个美妙、难忘、充满力量的生产经验。它发生在我最熟悉、有亲友环绕的环境里,我没有经历催生、打点滴、剪会阴等不舒服的非必要干预,也没有被迫绑着胎心音监控。我的身体自由、心情平静,专注面对产痛,顺着身体的节奏完成生产。这不是无知、大胆,我是在确认自己是低风险产妇后做出这个合理的选择。

居家生产是一项选择,但不是唯一终点

最后,要恢复产妇的主体性,居家生产不该是唯一终点。不同产妇对生产有不同需求和期待,生产环境应该多元,改变既有僵化的医院生产体系、落实生产计画书、成立专门提供孕产照护的生产中心等,都是值得推动的方向。

另外,我也必须强调,支持居家生产,并非“反医”,生产毕竟有其不确定性,而医疗也确实拯救了许多宝宝与母亲,主张生产不该有任何医疗介入,在许多时候的确是过度天真。但如何让医疗的角色恰如其分,适时提供保护,却不过度主导生产,是台湾社会需要思考的功课。

孩子将满周岁,一路走来,体验最多的就是孕育新生命的艰辛,妈妈该得到最大的尊重和支持,让多元、友善的生产环境成为最好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