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零食分配不均就把家里的东西砸烂、自己跌倒却怨恨是妈妈害的⋯⋯儿童精神分析师 Klein 说过,面对难以排解的负面情绪,小孩会卯足全力地表达怨恨,这反映出幼年精神病之典型攻击特征。小孩的成长本身就多少带有反社会与犯罪倾向⋯⋯。

我们与精神病的距离

上一篇文章,笔者在难以区分的群体与个体之间,给出“我们与恶的距离,只是一种错觉”的回应,而今天我们将以另一个角度出发。从轰动一时的郑捷事件、小灯泡、到《我们与恶的距离》(下称《与恶》)中“恶”的主题,都是由精神病及随机杀人所造就的社会创伤。为此,也许我们要先绕道而问:“我们与精神病的距离,有多远?”

人人都有过的幼年精神病

成长,只意谓着我们以相对文明的方式来承载及应对早期生命阶段的特质,尤其是“幼年精神病(infantile psychosis)”。相信每一位妈妈都能作证,即小孩面对各种挫折,总是以肢体动作来宣泄,用一般成人的“合理性”来看,其行径绝对是“不文明不道德”的:为迟到一分钟的奶而哭闹、为零食分配不均就把家里的东西砸烂、自己跌倒却怨恨是妈妈害的、无法得到玩具就在百货公司的地板打滚、为了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去偷父母的钱,甚至直接在店家偷窃⋯⋯。

相对地,若对自己的童年够诚实,或在临床经验中发现的,受挫折的小孩其实早早学会以满腹恨意来反击,(我)他们心中能够抱持着“折磨与杀害”他人的幻想(一般指向父母)。诚然,为获得满足,有些小孩很清楚以怎样的方式折腾重要他人。所以很简化地定义“文化”,就是忍受挫折,延宕满足,且让“良心道德”把随憎恨而来的“反社会倾向”潜抑、转向、升华。

恶/反社会倾向,从无法言传的痛苦中萌芽

被各种挫折与不适感包围,缺乏语言、仅有原始的心理防卫应对⋯⋯这都说明了在生命早期,每一个人都经历过难以置信的主观苦痛。小孩恨使他们受挫的照顾者,各种可怕的幻想(吃掉、粪便、殴打、碎尸万段等)油然而生。若没有得到修复的爱,未来可能会转化成实际的犯罪行为 [1]。儿童精神分析师 Klein 说过,面对难以排解的负面情绪,小孩会卯足全力地表达怨恨,这反映出幼年精神病之典型攻击特征。

由此可见,小孩的成长本身就多少带有反社会与犯罪倾向,一再以孩子式的实际行动表达。但同时,他们也深怕父母会残酷地报复或惩罚他们的攻击幻想,常见的惩罚恐惧莫过于“不再被爱/被丢掉”。为此,在幼年精神病中,小孩被强烈的攻击冲动与被罚焦虑包围,往往无法独挣脱这种恶性循环,逼近反社会倾向所引致的犯罪 [2]。

忽略照顾→反社会倾向

在谘商工作中,我看到许多台湾上一代的家庭都有着忽略照顾的问题。一位个案 W 是家里的独子,因为父母要忙生意,所以他从出生起就交由外婆带大,直到三岁才回去跟父母生活,却发现父母依然忙于工作,所期待的家庭温暖从未到临,他便一个人躲在店铺后面的房间长大。同样的,《与恶》的李家父母也许没有家暴或婚姻问题,但忽略照顾本身的确可能造就孩子的精神健康问题 [3]:李妈妈坦诚她太自私、太忙,忽略去照顾李晓明,使他不满于情感的现实。


图片|《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个体的情感成熟是从情感依赖开始的,若早期生命缺乏跟父母间的情感连结,在临床上,孩子内心萌生的愤恨会远比表面上看得到的更强烈。孩子也试将愤恨导入可怕的幻想之中,因为逃离现实的幻想是他们的避风港,且不让幻想去配合现实,即他们很擅长隐藏内心极大的痛苦 [1]。李晓明,或其他的随机杀人者,都是这样长大的吗?

除了幻想,忽略照顾所造就的精神健康问题,还有情感遭剥夺以后的“反社会倾向(anti-social tendency)”。遭受剥夺后的负面情感会引发妄想,此时人们会把攻击性转以寻找和破坏这个迫害来源的妄想系统 [3]。好比 2016 年震惊全国的内湖随机杀人事件(小灯泡事件)中,罹患思觉失调症的王景玉说道:“要找一个四川女孩传宗接代,还要找女孩,要杀了她。”[4] 这或许说明了小灯泡误成为王景玉的迫害妄想来源,他认为只要杀一个女孩,他就可以有后代。(延伸阅读:【心理学解析】从郑捷到小灯泡 ,当“有问题”的人消失了之后?

到底他们为甚么要随机杀人?

《与恶》没有回答“李晓明,他到底为了甚么而杀人?”,那我们只好继续靠精神分析的经验,试着厘出真相!社会大众一般认为罪犯、反社会倾向者、精神疾病患者等,是没有良知的,在几宗随机杀人事情以后,这种看法也变得无可厚非。但在临床经验中发现:

“再小的小孩,都努力地对抗自身的反社会倾向⋯⋯而在最具虐待性的冲动出现后,他们会表现出最大的爱意,以及不惜牺牲一切以获得关爱。”(Klein, 1927)

Klein 认为所有小孩都遭遇过恐惧与罪疚感的煎熬,而一般人不理解的是,从童年的内心痛苦发展为外显的犯罪行为,并不是没有良心道德(术语上称“超我 super-ego”),却是良心的运作方式异于常人。即他们心里其实充满了恐惧与罪疚感,但所表现出不在乎处罚与无所畏惧的样貌,完全误导了我们。

失去了良心?或是有着严厉且绝对的良心?

犯罪倾向不是因为良心的宽容所造成,而是来自运作方式可怕的良心:遭感情剥夺的小孩隐藏对父母的恨意,但其良心仍然对此作出恐怖的谴责,在巨大的焦虑与妄想中,个体可能会被迫去伤害他人,这种难以抗拒的冲动就是犯罪行为或精神病的发展基础。事实上,在伤害他人时,个体其实是在防止侵害极爱又极恨的亲人,即所谓逃脱伊底帕斯情结。

世界只剩下敌人,这正是罪犯心里的感觉 [2]。在犯案当下,由于个体已经处于持续的迫害压力下,他唯一的考虑只是个人安全,因此他视自己的侵害行为具有绝对的正当性。所以,犯罪倾向不是外界认为的缺乏良心,反倒是这个良心过度严格而绝对,才导致违反伦理道德、反社会的罪犯行为。

最后的希望:让社会知道自己被剥夺的事实

表面上,罪犯缺乏人类与生俱来的善念,但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

“当一个人碰触到恨与焦虑的根源处所产生最深的冲突时,他会发现那里也存在着爱。罪犯身上的爱并没有消失,却以这种方式被隐藏、埋葬起来”(Klein, 1934)

前文提到遭情感剥夺的小孩,内心其实既对父母有攻击幻想,又恐惧被报复,为此,他们为了处理此罪疚感,会去作更多的恶来换来处罚。这在于真实世界的处罚,总是比从父母来的惩罚(失去爱)来得不可怕与安心,一如郑捷和《与恶》的李晓明都一心求死刑──而笔者推想,李晓明一直不愿意跟家人见面的原因,也许正在于否认对他们的伤害,以及逃避想像的惩罚。直到他知道家人因为自己的行径而受苦时,即认清自己真的深深伤害了所爱的人,冲突中的爱才被重新点燃,使他终于答应跟家人见面。同样,对所有罪名供认不讳的郑捷强调“我不会后悔”而拒绝向受害者家属道歉 [5],也许这表示他渴求死刑处罚来处理内在冲突的一面。


图片|《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随机杀人,也许对他们而言,是最后的希望:把多年来的内心战场演活,以让社会知道自己被剥夺的事实 [3]。他们以反社会行为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更重要的是引起于童年忽略照顾他的父母关注。很不幸,也常常是在罪案发生以后,父母才发现自己不了解自己的小孩,才开始关心他有着怎样的需要。

结论: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如我们无知于恶与我们的距离

在《与恶》中王赦对美媚说:“因为你们这些人遇到这些事情,只有愤怒、害怕,你们胆怯,你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了解他们背后到底发生甚么事情”,事实上,我们也绝少了解到自己的历史到底发生了甚么,我们真正害怕的是内在的疯狂,才叫我们把幼年精神病的恶切割,把愤怒、害怕、胆怯都一一投射到加害者身上,却“无知”于他的故事。

组成“人性”的,必然包含生命早年受挫折后出现的恶念与恶行,即反社会的犯罪倾向,不管是对一般人、精神官能症、精神病、或一般的犯罪者来说都是一样的 [1]。我相信许多家庭的确是无知的,“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只是,唯有看见“无知(ignorance)”而为之的恶──情感剥夺、忽略照顾──怎样造就家庭中一个又一个受苦的灵魂,我们才能抱持希望,找到未来努力的方向。为此,笔者认为:

我们与恶的距离,一如我们无知于恶在我们内心的距离

一如小灯泡的母亲表示“政府应该要从根本、从家庭从教育着手!应该让这样的人(随机杀人者/受苦的小孩)消失在社会上。”[4] 本文也不认为只用“众生皆有病”的方式,却应以“朝向精神健康”角度来看社会 [3]!让我们从家庭起步,使每个小孩都不受情感照顾的剥夺。(推荐阅读:小灯泡妈妈的温柔答案:擦干眼泪后,我们都期待更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