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宫说”与“政治淫妇”后,让我们听更多女性发声。上海书店邀请政大新闻系副教授康庭瑜、女人迷主编 audrey,对谈英国学者玛丽·毕尔德的《女力告白》。

当有人嘲讽女力、女权“太高涨”,其实他可能误解了。女权的权,指涉的是“权利”(rights)。既是人权,就不会因为给予他人而变少,也从不会太高涨。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有个亲身经历故事想要表达,却担心没有人听,或者更糟,被当成笑话。

关于同工同酬。你尝试说道,应该争取人们不因性别与性倾向而得到不同待遇。他们却回应,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同工这件事情,因此自然没所谓同酬,也永远不应该有。是你要求太多了。

关于被性骚扰。你在心里演练一百次,努力想把事情说清楚,却被当成炫耀。他们说,那一点都没什么,对方只是示好而已。你的不舒服,是自作多情。

关于熟人性侵。他们说,只有道德败坏的国家才会发生。但当有台湾女性亲身说出被熟人反覆性侵的经验,他们却说,你没有报警,就是你自己同意的。

后来你才意识到,不论你说什么,只要和性别有关,都会非常轻易地否定或切割。

彷佛世上从不存在任何尚未解决的性别难题。

因为安静太久了,所以从未被人深刻理解

4 月 26 日,星期五夜晚,台大校园外的上海书店举办了一场对谈,主题是“不再被安静:女性的权力与力量”,谈联经今年出版了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历史学者玛丽·毕尔德(Mary Beard)的《女力告白:最危险的力量与被噤声的历史》(Women & Power: A Manifesto)。两位对谈人分别是是政大新闻系副教授康庭瑜、以及女人迷主编 Audrey。

因为被要求安静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女性的声音,从未被人深刻理解。


图片|联经出版提供

2020 年总统大选,党内初选已悄悄开跑。座谈开始前,所有人都有些浮躁。原因是不久前,才发生数起政治人物要女性闭嘴的事件。

“昨天大家应该有看到郭董事长的发言,我昨天还很苦恼自己要举什么例子,才能表达女性在公众场合的被噤声,完全就是这个例子。”Audrey 说。“一直以来,政治都被认为是男生的事情,女生别插嘴。这件事情有个古典的缘起,在希腊神话,在奥德赛里。它存在了几千年,到现在都没有被好好地拆解。”

第一起,出自于不久前宣布参选总统大位的企业家郭台铭。他于一场专访中表示妻子反对他参选,但是“军国大事,后宫不应干政”(延伸阅读:【性别观察】“军国大事,希望后宫不要干政”且看世界女力领导趋势)。无独有偶,在同一天,作家吴祥辉也于脸书上直指蔡英文与党外勾结,是“通奸”的“政治淫妇”。(延伸阅读:性别观察|从“后宫”到“政治淫妇”,政坛何时摆脱女性噤声与性羞辱

我们非常愤怒且困惑,为何当人们攻击女性的时候,一定要剥夺她的语言、或使用羞辱的性语言来描述她的为人,将话语塞进她的嘴里。

这也成了为什么我们必须坐在这里的原因。这本书讨论的是,女性的噤声历史,到底有多长,还有更重要的是,它何时能终结。

“玛丽毕尔德,是英国女性主义界的网红战神,所以卫报这些左派报纸,都会一直为她写文章,看她去战英国川普、包理斯强森(Boris Johnson)。这本书就是她的演讲稿,卖得非常好。”康庭瑜说。

“它被介绍来台湾,是个相当有趣的时间点。女力在台湾,常常被解释为女性已经很有力量了。但这本书其实是在谈,女人是没有力量的。当三千年前女性没有力量,就算了,但是三千年前女性被闭嘴,这些逻辑跟现在是没有太大两样的。”

学术圈的“被闭嘴”:康庭瑜谈被噤声的女性研究者

被问起两人,一位在学术界,一位在媒体界,是否也有曾经“被闭嘴”的经验?康庭瑜说,即使在被认为相对“左派”的社会学界,这样的事情也时常发生。她分享一个例子。

我是社会科学家。照理来说,这里该是相对“左派”的世界,大家都该是女性主义者,但其实不然。我常看到奇怪的事情。例如前阵子有个学术场合,在场学者专家,有男有女。主席面对男性,说 XX 教授你好,面对女性,则改口 XX 小姐。但是在场有位教授,她偏偏是个女性主义者。当他称呼她为小姐的时候,她就拍桌站了起来,说:“不好意思,请叫我教授。”

全场都笑了。

康庭瑜接着说:“我相信这位主席绝对不是恶意的,他只是无意识地说出来。我更想知道的是,这样的事情能怎么改变?当然你可以微观地说,这位教授应该此后在每个被藐视的场合都勇敢地站起来,提醒对方这种无意识发言,就是性别歧视。”

但除了个人化的解决方法之外,我们更需要结构性的改变。康庭瑜补充:“例如如果我是个主席,我开了三十年的会,每场都是男性,很少有女性,那我当然会下意识地认为女性不是教授。所以学术界正在推动一件事,就是任一研讨会的任一性别,都不该小于三分之一。”唯有结构开始松动,才有可能让每个人无需抗争,就能享有被当成对等个体的权利。


图片|联经出版提供

Audrey:作为性别媒体,结构的问题必须用结构来解

“每个人都会有无意识偏见(unconscious bias)。”Audrey 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当人们从小到大都生活在特定场景下,就很容易认为,某些歧视是很“自然的”。也因此,当有人提出不舒服,不是希望攻击特定人士,而是希望能拿出来讨论、改变。因为很多时候,无意识偏见是集体的,不只有单一个人会有这样的行为。“结构的问题,就必须提出来,用结构来解。”

Audrey 说:

“我工作的地方是女人迷。我们定位自己是一个性别媒体社群。我们在处理许多议题的时候,时常被噤声、被劝导、被阻止、被反讽与责骂。我渐渐发现,女人迷的这种经验,和一个女性被噤声的经验,其实非常相似。”

她说,这种“被噤声”的主要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常常我们试图要谈某件事情的时候,这社会都会认为,妳在无理取闹、在无限上纲。”例如,某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性别议题?或者是时常会听到“台湾已经很进步了,还要再提这个吗?”

“我常常感受到,作为女人迷,我们有相当高的说服成本。我们时常被认为是小题大作、是想太多。这件事情,跟女性经验是非常相似的。”

例如当你身处某个空间,你感受到不舒服,你试着说:“我刚刚其实有点不舒服”,这件事情成本是非常高的。你会不断担心,大家是不是认为我反应过度?你会不断处于自我质疑的恐惧中。

我刚开始很不能理解,有些文章,同样在其他媒体和我们的媒体刊载,但只有我们会收到“又在小题大作”的回应与嘲讽。虽然到现在,我也没有比较好过,但我至少理解这件事情。

“第二个状况,是我们会不断被纠错。一旦你有资格来谈某个主题,你绝对不能够犯错。你一旦犯错,你就会立刻被拉下马,你会立刻、永远、失去参与某些事务的机会。”她说。“女性失去参与公共事务的风险,是远远高过于男性的。”

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时常因为一个很小的错误,而被否定所有我们先前的努力。我们时常有失去资格的感觉。这个感觉,其实也和一个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经验,是很相似的。

只要她们一犯错,就会立刻被说“我们对妳很失望,我们再也不给妳机会了。”这其实也暗示着,女性之所以能短暂地拿到麦克风,是“被给予”的。而且整个社会随时能够收回。因为某些人认为,这不是你天生就配拥有的东西。

“第三个,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作为女人迷,你被期待可以谈论某些事情,但也只限于某些议题。”

她回忆。“例如,我还记得我们最开始要试着谈女性的政治议题时,我们其实收到非常多问号的留言。”例如,女性媒体,为何要关心政治?你们一直以来都很温暖、温柔,为什么要谈这种尖锐的东西?我喜欢的是原本的你们。

Audrey 说:“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获得的话语权,只局现在温柔可爱的那一面。一旦我们试着不那么温柔可爱了,这些话语权,也会立刻被收回。”

面对无所不在的噤声,她鼓励在场的人们,要勇于说出自己的不舒服。“我很想鼓励在场的各位,当你觉得哪里不对劲的时候,请勇敢地说出来。”虽然很困难,但只要尝试过发声之后,你往往会很讶异地发现,你并不是寂寞一人。

“女权”、“父权”到底是什么?翻译给了人们错误的想像

我们知道,这种要女性噤声的厌女情结,是千年传统,全新感受。过去几年,全台湾眼见一个不那么美好的时代朝我们直面扑来。它不只是性别的,世代的,也彻彻底底是人权的──年底公投挺同大败,厌女政治言论不断,保守势力随时准备席卷而来──面对这种种反挫,女性主义社群灰头土脸之余,康庭瑜也从结构说明原因。

康庭瑜说,在台湾有一个错误的想像,是人们常常把幸福想像成“零和游戏”。好像这世界上的幸福,只有这么多。如果今天我们给女人多一点幸福,男人的幸福就会少一点。但我认为,这个想像并不符合现实。

这种想像,让“追求幸福”变成一种权力斗争的产物。康庭瑜解释,这可能也跟一个字眼的翻译想像有关──就是“女权”。

中文世界里,有些人喜欢把“女性主义”(feminism)翻译成“女权主义”,这种翻译方法,它把“权”误想像成权力(power),而非权利(rights)。这会导致一种误解:当你谈女权主义“高”的时候,男性权力相对而言就会“低”。因为“权力”的定义,是一种单向支配的力量。它可能让人误以为“哇,只要女人有权,她就有可能指挥我。”

“其实女权的意思,是 women's rights。权利和权力不同。所谓的人权这种东西,并不会因为给予他人,自己就变少。”

“其实女权的意思,是 women's rights。权利和权力不同。所谓的人权这种东西,并不会因为给予他人,自己就变少。”

康庭瑜

当女性从被噤声中解放,不会带来男性压迫

当这种“权力”的零和游戏错误想像不断被放大,容易导致许多人害怕“会不会女性一旦有机会说话,就只想要男人出来切腹谢罪?”有些人甚至会消极地想,男性生下来,是不是就是道德有问题、就是坏人。

当然不是如此。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关系,从来不是这么浅薄的二元对立。

她说,女性主义之所以努力发声,在于他们希望致力于拿到话语权,对抗“父权”(patriarchy)。这又是一个因为翻译而常常被误解的字眼。她解释:

什么是“父权”?父权,并不是一群老男人整天站在那里指挥别人,不管对方开不开心。父权以白话来说,是“一组社会的潜规则,告诉你生下来,只要你有特定的性染色体,这个社会就期待你作某些事,而且不能违背。只要违背,就是道德败坏者。”

这并不代表男性就是坏人。这也是为什么,对抗父权,从不等于“对抗男人”。康庭瑜说,女性主义想做的事情,就是尝试去挑战这组潜规则,如果规则能改变,它并不会只图利女性一方。

“我们不要任何人因为他的生理性别,阻止自己去作想做的事情。毕竟有些男性,也不是父权之下的得利者啊。”她说。(延伸阅读:专访城男旧事心驿站主任黄重仁:至少别让男性觉得自己孤立无援


图片|联经出版提供

世界很艰难,如果你不舒服,练习说出来

在最后,除了愤怒不平以外,我们还是想要回文章开头的这两个例子。随着选战将近,我们知道,这些指控、排挤特定性别与性倾向于政治场外的事情,绝对还会发生。

我们愤怒,我们悲伤,但是我们会持续关注、阅读、聆听、发声。(延伸阅读:TED Talk 谈女性愤怒:我想当个快乐的女性主义者,但真的好难)如果你感受到不舒服,也请练习说出来,告诉我们。

我们永远知道,世界不够完美,时常令人疲倦,但也请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依然会有你的同类(延伸阅读:专访聂永真:这个世界上,有你的同类存在,你并不奇怪)。

我们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