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觉得今天人类文明已进步许多,至少台湾这个民主国家是,但事实上,我们与之相去不远:别忘记,不久之前我们才有“肉圆狠父家暴案”的公审事件。这源于人们绝少清楚认识到,当他变成了“酸民”或“键盘战士”中的一员时,他其实已经参与在某种形式的群体之中。更多时候,当人们觉得自己不过是群体的一部份,并非以他个人的身份去行动或发言时,他们就感到不必承担个人责任,继而做出更错误的行为。

群体/个体?恶的责任在哪?

《我们与恶的距离》(下称《距离》)已经放映完,相信这部剧成功激起大家对许多社会议题的思考,心中有关于《距离》的答案。但笔者希望以两次的篇幅,给予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要去问我们与恶的距离时,要先知道“我们”不只是指“个体”,它首先更是个“群体”。而人作为一种群体动物,不只总是处于群体之中,更从未不在群体中(we are never not in the group)。所以,要回答《距离》有多远?我们最好先从群体出发。(推荐阅读:《我们与恶的距离》:为什么是我?可能是你比较勇敢吧

群体之恶:推卸责任的个体暴徒

我们可以想像中世纪常见的情景:一个行邪者(evil-doer),他可能只是被当作女巫的精神疾患者,或仅仅是政治上的异见者,就遭受残暴对待,先被民众群起挞伐,直至以公开处决的方式来达到正义的伸张,人们才在腥血的空气中满足离去。

也许,你觉得今天人类文明已进步许多,至少台湾这个民主国家是,但事实上,我们与之相去不远:别忘记,不久之前我们才有“肉圆狠父家暴案”(一位父亲因为儿子买回来的肉圆没有加辣椒,而对其家暴)的公审事件!一些人跑到事主家中对父亲执行私刑 [4],即便后来警察缓冲了当天的怒民,隔天,人们居然把怒气转嫁至肉圆店的老板娘身上 [5]。


图|公视提供

这就是心理学家佛洛伊德说,在我们社会中上行与蔓延的“暴徒特色”(mob-characteristics) [2]。这源于人们绝少清楚认识到,当他变成了“酸民”或“键盘战士”中的一员时,他其实已经参与在某种形式的群体之中。更多时候,当人们觉得自己不过是(自恃为正义的)群体一部份,并非以他个人的身份去行动或发言时,他们就感到不必承担个人责任,继而做出更错误的行为。一如那位在“肉圆狠父家暴案”现场炒辣椒的直播主,他实在不知道自己炒的是暴徒牌辣酱。

《距离》的宋乔安(贾静雯饰)认为观众只有七岁的智商,知识只有国中的程度,她这个断言正在于把观众想像为一个“群体”,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当这个群体以“键盘战士”之类的形式聚合起来时,其智商会再下降。

个体之恶:隐藏责任的群体暴徒

事实上,《距离》里的宋乔安最初也隐身在“新闻媒体业者的一般做法”的群体之中,所以她能够把个人的“恶”──对加害者家属的恨和无法拯救儿子的自责──托辞于大独家和追求新闻真相之上,而不顾媒体道德与良心,偷偷跟踪下属李大芝(李晓文,陈妤饰)。

一如大芝说:“妳在无形之中也杀了人⋯⋯你们杀的人,没有比我哥少”,当中的“你们”正是一种把个体的恶与责任都隐藏掉的群体。为此,当大芝的父母因找不到女儿而去品味新闻台找乔安时,错愕的她第一句话便反问:“人是我杀的吗?”这不就反过来证明了“人是她杀的”这个体责任吗?

在群体中的人是安全的,就像许多政治人物能依仗政党之名来推卸个体责任,一再口出狂言;乔安亦能够动用“媒体群体”来行使个人的恶。而当乔安藉着反思,想要改变媒体早早失去的自律时,她,这一个体,就变得孤单无助,甚至变成被其他记者采访的“受害者”。这亦说明了个体若跟团体拉开距离,他就必须为自身的言行承担责任,而变得不再被保护,无可遁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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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恶的距离,只是一种错觉

在佛洛伊德眼里,群体的恶行其实也体现于每个人身上,即群体若拥有巨大的破坏力,它也不过是个体破坏力的聚集,才变得如此巨大。从群体的恶,我们反过来看见“众生皆有病”!因为在心理学上,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错觉(illusion)[1]。所以,笔者今天给出第一个《距离》的答案:

我们与恶的距离,只是一种错觉!

这近得似远的错觉,让人们自我蒙蔽,无视于自身对他人的伤害、忽略个体言行的责任、甚至伪装为善。

笔者从学习与谘商工作中相信,恶的出现总是源于“受伤”。家庭是群体的原型,它包括母性到家族层面的照顾,最好,是让个体能够离开,又在需要时回去依赖取暖 [3]。(推荐阅读:从房思琪到应思聪:我们离精神疾病去污名还有多远?

成长过程中,如果家庭无法忍受孩子追求独立的违抗性,或父母无法承担照顾的责任,那作为家庭延伸的群体,就必然是由“受伤”的情感不成熟者所组成。换言之,群体的恶,源于家庭;同样,群体的善,也源于家庭。不过,即便我们与恶的距离,近得只是一种错觉,但⋯⋯

我们与善的距离,却是需要一再努力、承受、瞭解、选择以后,才能拉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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