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障碍者,有生育的权力吗?

文|林纮晟

近代女权意识抬头,许多女性选择跳脱传统框架,在婚姻与生育之外开展人生。然而,在主流论述之外,身心障碍女性面临的却是“不配当妈”的困局:她们在婚姻市场中被边缘化,实践母职的能力不断遭到亲友与医师的质疑。

身心障碍女性也是女性,她们的声音不该在女权议题中缺席。今天辣台妹就要从生育的角度切入,来谈谈身心障碍女性在身体、性与自主权中的遇到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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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的身体不是妳的身体:“被”结扎的障碍女性

日本于 1948 到 1996 年间的《优生保护法》,五十年间促成了逾 8 万件结扎手术。该法以优生学为基础广泛执行结扎手术,但“非遗传性疾病的智能障碍与精神疾病”却也被纳入规范中。日本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由,赋予医师非经当事人同意就能施行手术的权力,其中又以女性占 70%。

优生学已经过时,类似的观念还是停留在家户之中。许多研究已经指出,大多数的障碍并不会经由基因遗传,例如小儿麻痹,然而患有小儿麻痹的女性依然遭遇亲属的禁育压力,担忧他们会生下障碍儿童。

障碍女性实践母职的能力也时常遭到质疑。周月清(2011)访问了 10 位接受过结扎手术的智能障碍女性,研究显示,婚后智能障碍女性的结扎决策权主要掌握在丈夫、公婆与医疗专业人员手中。结扎的主要考量如下:

(1) 认为智能障碍女性没有能力照顾小孩 

(2) 家庭无法承担太多小孩的生养责任

(3) 担忧智能障碍会遗传

(4) 担忧智能障碍女性会遭奸成孕

在同一份研究中,有两个未婚的智能障碍女性接受过子宫移除手术,她们的母亲认为她们一辈子都不会结婚、生育,因此子宫不仅无用,月经时还会造成许多麻烦。而在所有的案例中,几乎没有任何智能障碍女性参与了手术决策,有些案例甚至在手术前完全不知道手术的效果。

生育的女性,障碍的医疗现场

怀孕与生产对任何女性而言都是辛苦而充满挑战的经验。对于障碍女性而言, 缺乏无障碍思维的医疗现场又增添了困难与风险。

根据台湾障碍女性平权连线“身心障碍女性妇、产科、乳房就医经验调查”的网路问卷,显示医院的检查台过高,在没有移位设备的辅助之下无法接受检查,以及医院的更衣间太小(无法容纳轮椅)或缺乏指示等,是许多肢体障碍女性遭遇的状况。

听力障碍者则频繁面临沟通问题。例如医疗人员配戴口罩不利于读唇语,或者协助沟通的医疗人员语速太快导致理解困难。以下这段文字就是一位听障女性的亲身经验:

“生产当天,要背对着麻醉师施打无痛分娩,因为产房人力不足,无人可以协助让我读唇,无法接收在我背后的麻醉师指导施打麻醉剂,一个人在冰冷冷的产房里多么无助,结果因为听不到指导口令而麻醉失败,导致在即将生产的我当场昏迷。”

医疗现场缺乏无障碍思维,不仅缺乏辅助障碍女性的硬体设备,也缺乏具备专业知识的医疗人员,在台湾医疗面临资源与人力吃紧的情况下,障碍女性的就医权益遭到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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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约与台湾进程

联合国在 2006 年通过《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简称 CRPD ),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人权公约、联合国第一个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也是捍卫身心障碍者权益的重要国际指标。

台湾于 2014 年通过《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施行法》(CRPD),正式将 CRPD 国内法化。2017 年的公约审查会议更提出“应强调原住民、女性等‘多重弱势’的身心障碍者”的建议,呼应公约第六条中提出女性多重歧视的问题。

呼应 CRPD 与 CEDAW(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精神,台湾障碍女性平权连线(简称障女连)于 2017 年 12 月 10 日(国际人权节)成立。障女连积极办理各项座谈会,广邀不同障别的女性分享生活经验,连结社会各方组织,企图对政府施政产生实质影响,为台湾的障碍女性打造更友善的生活环境。

最后,与各位分享东海大学社工系助理教授郭惠瑜的一段话:“身心障碍女性不是依赖者,必须将其视为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提供足够社会支持协助其实践生活中的各种角色。把‘当妈’或‘不当妈’的选择权,还给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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