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隐匿的校园性犯罪》作者池谷孝司上周末来台。他提到,曾有剑道部老师要求女学生脱光“跟老师心灵相通”、有老师声称“不是只爱十岁小女孩,而是我爱上的人刚好十岁”、也有老师利用权势控制学生,要她们当小三。

《被隐匿的校园性犯罪》日本作者来台

学校的老师,利用个人权利,将学生视为己物,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教育现场,偏偏就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我把这样的事情写成一本书。

4 月 13 日,在台大校园,日本共同通讯社资深记者池谷孝司于“打破沉默,揭发隐匿――面对校园性犯罪之台日经验交流研讨会”上,分享报导作品《被隐匿的校园性犯罪:老师叫我不要说,这都是为我好》。书中收录数个校园性侵真实事件,更采访到了这些受害者、与“狼师”加害者。(延伸阅读:如何改善校园性骚扰:除了事后处理,更要事前教育


图片|人本教育基金会提供

曾有剑道社指导老师要求中学女孩脱光光“跟老师心灵相通”、有老师带小学生上宾馆,声称“不是只爱十岁小女孩,而是她刚好十岁”、也有老师要求多位女高中生当小三。

池谷长期关注社会议题,着作包括《死刑就好了――孤立所造成的二起杀人事件》、《儿童的贫困连锁》。而这次他想做的,不只是公审“狼师”,而是要询问校园性侵为何能“长久性被隐匿”。为什么这些校园学生耳语、人人皆知的“狼师”,能在日本校园中畅行无阻,甚至事发后只要换一间学校,就没有任何追究,还能继续升官?

在这次研讨会中,有主要几个最常见的困境,使得校园性侵被层层隐匿。

困境一:“我不是要爱上 10 岁小女生,而是我爱上的人刚好 10 岁”

首先最大的困境,在于校园性侵的本质,就是一种被隐匿的权力不对等关系。

池谷分享书中一个案例。是铃木老师与他的学生由美,由美只有十岁。由于出身单亲家庭,作为导师的铃木时常关照她,而当时,铃木老师正与妻子处于婚姻瓶颈,更让两人有机会渐渐亲近起来。

“我和大人谈恋爱时也不擅长应付积极的类型,从没想过自己会爱上小学生。”慢慢地,铃木每天会收到由美送来的“最喜欢老师”的信。她先送了娃娃、帮忙券与捶背券,最后是亲亲券。

“我无法阻止自己,不过其他老师应该也觉得不对劲,毕竟由美常来找我,只能靠其他老师阻止我了。”铃木曾这么说。最后铃木带着由美上宾馆,试图发生性行为。而后遭到逮捕。

池谷说,铃木老师曾告诉他:“我从由美四年级担任级任导师。我不是故意要爱上 10 岁小女生,而是我爱上的人刚好 10 岁。这位老师一直觉得两人是恋爱关系。他们每周约会,持续两年。这两人都很寂寞,这个老师在家庭或学校都是很孤立的,而小孩则是单亲。于是产生疑似恋爱的情绪。这个老师还特别强调自己不是萝莉控。

池谷指出:“他是个认真普通的好老师。当法官说他滥用教师权力逼迫学生时,他非常惊讶。他从未想过自己是个有权力的人。”

“我不是要爱上 10 岁小女生,而是我爱上的人刚好 10 岁”这句话,正足显了铃木对于自己权力的无自觉与合理化。若是理解自己的位置,就应该与学生保持界线,而不是将个人的社交困境,透过沉溺于与女童“恋爱”的假象中,得到慰藉。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于“其实普通老师对于学生,都容易有好感。但如果没控制好,有可能会产生感情投射,搞到最后以为在恋爱。里面最大的问题,特别有权力的人,自己却没有自我意识。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透过再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手中掌握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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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台的校园性骚扰全国网络(SSHP)创办人龟井明子补充:

有人在问老师跟学生之间到底可不可能有恋爱。事实上,爱是一种感情。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不要有感情。也有学生是打从心底真的喜欢老师的。有这样的学生存在,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但重点是面对恋爱,老师该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孩子?两人的关系是教人与被教的立场,必然牵涉到分数问题。弱势一方,也未必拥有足够筹码,来承担恋爱与分手带来的风险。另一个问题是,两个人对于恋爱的经验、成熟度、想像,也都完全不同。

龟井说,在日本曾有老师与学生在恋爱分手。后来发生什么呢?老师给学生打了很低的分数。在日本的评鉴是十等。学生原本都是八分,分手之后,她只得到五分。

很久之前有日本记者针对师生恋拍了纪录片。我只看一半,就很难看下去。我们知道在校园中,老师对学生的掌控是很全面的,而在这状况下,纪录片中老师“看上”的学生,常常是经济状况比较不稳定的家庭。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对于伸出援手的老师,往往产生许多感情依赖,家人也不疑有他,将孩子交给老师照顾,甚至带出去过夜。龟井说:“这段师生恋的结果,最后甚至还结婚。”但这些对象,都是社会条件较弱势的小孩。她认为,在学生难以说不、或本身容易投注情感的情况下,老师作为专业人士。无论如何都应跟学生画出界线才行。应该透过加强教育,提升教师的敏感程度。(延伸阅读:我的痛苦不能和解专访林奕含:“已经插入的,不会被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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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二:家长啦啦队对受害者说“妳要恩将仇报吗”

池谷说:有种状况,是当学生终于鼓起勇气,想说出受害经验。没想到老师却坚持“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于是学生被贴标签成“说谎的骗子”。从此在同学、家长与老师间抬不起头,甚至被霸凌。

有时候受害者还必须离开学校,这就是所谓的二次受害。

更有一种状况,池谷称为“家长啦啦队”。

书中另一位案例,是女学生早苗,控告剑道社指导老师原口,要求女学生表达忠诚、包括说出“我愿意为老师去死”、还有要求学生“把衣服脱光与老师心灵相通”。由于原口在校是绩优教师,带领剑道社取得优异成绩,因此当早苗以及另外几位同学提出民事诉讼时,却遭到其他家长的阻挠。

池谷分析,当足以带领学校打进全国赛的老师引起问题时,家长往往会成为教师的啦啦队,包庇老师。他们反覆质问早苗“你要恩将仇报吗?”“你要让耀眼的成绩蒙上阴影吗?”也无形对站出来的受害者,进行二次伤害,也就是所谓的“谴责受害者”。而谴责受害人的情境,若发生在封闭的校园中,往往更容易让未成年人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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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三:“既然老师知道了,为什么不救其他妹妹?”

为何这些老师能逍遥法外?最严重的问题,发生在最日常的平庸之恶中。第三个困境,来自于保持沉默的校园同事。

当其他老师知情不报,性侵案只是耳语。为什么许多老师,明知道这些事情却保持沉默?着有《沉默:台湾某特教学校集体性侵事件》、《沉默的岛屿》作家陈昭如(延伸阅读:《幽黯国度》陈昭如专访:欲望不脏,欲望其实很痛),指出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许多老师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是绩优学校,不可能这样。”但欺负学生的老师跟是不是绩优老师,是没有关联的。不能说这种老师有错,但绝对是警觉度不够。

第二个,是保守的贞操观。为了孩子未来好,不要通报、不要张扬。“万一通报,害了孩子,让他以后结不了婚、交不到朋友,怎么办?”

听来荒谬,但却是许多第一线老师的担忧。陈昭如说:“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贞操观而害了其他孩子继续被欺负。”过去也曾有案例,是某南部特教学校,多年前发生学弟欺负学姊,校长知情后的反应竟是,既然已成事实,那就让两位“结婚”算了。陈昭如说:

我这几年慢慢一直反刍、想像这件事情,我心里不纯粹只有可恶来形容那个校长,因为有可能,有可能,那个校长想着“真的是为了孩子好”?

我们可以轻易贴标签,骂这个人坏蛋,但他背后的心理因素,仍需要被进一步厘清,才能够降低老师们产生如此迷思的可能。

第三个。老师不知怎么处理。第一,是法律层面的。她提到,很多老师甚至没看过《性别平等教育法》。因为大家都以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第二,是老师的个人恐惧。担忧这个老师最后没事,该怎么办?今后如何跟他一起上班?

“我相信没有人是铁石心肠,知道有人受苦受难,会一点感觉都没有。”

陈昭如提醒,保护学生也是老师的工作之一。“我相信所有老师在成为老师之前,应该是对学生有爱、也想当好老师的。但是久了,可能热情会慢慢熄灭。我希望这番话能让火花重新燃起来。”

校园性犯罪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人人有责

结构的问题最常被社会遗忘。

池谷说,日本最近沸沸扬扬的是母亲虐童案。“只要一发生母亲虐待孩子,日本社会都很关心,但是讲到老师在学校里虐待学生,大家就都是旁观者了。”

这是因为,责怪明确个人,比责怪结构,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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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针对个人去关心。但我认为,校园性犯罪这些事件,基本上都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组织的行为。但是要对组织进行谴责,是非常困难的。”

这是为什么,光是处罚狼师,实则无助于事件减少。我们要做的,是提醒孩子,遇到这样的事情请愿意说出口。也要提醒师长,请站出来保护孩子,而非否定他们的受害经验。

研讨会中,也提到目前几个针对校园性侵的改善方式,可能包括:

1.提升性平机制有效性:在校园性平机制启动时必须确保其调查是合法且有效的。同样地,调查人员也需要受过更多专业训练与实际经验。

2.提升一般老师警觉度:透过师资培训,让老师对性别议题有更高的敏感度与处理原则,才能接住落下的孩子。

3.提升狼师自我警觉度:如龟井提到,在日本的工作坊,他们会提供实境演练,例如若有学生喜欢你、想坐在你腿上,该怎么拒绝。避免不知不觉间,让人变成自己也不希望成为的“狼师”,这也是老师用来自我觉察的一种方式。

只有每个人都愿意改变,校园性犯罪才能结构性地减少。正如池谷所言,“放着不管,本身就是一种犯罪。”

希望世界越来越好,在孩子落下前,我们都能更好地看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