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花花公子》拍起伊萨米勒的兔子装,代表原本目标读者是异性恋男性的色情杂志,也能打造出一种新的酷儿形象吗?

或许女人迷的读者,都没有看过或者不想看《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这也是正常的,那些每月的玩伴女郎(Playmate of the Month),在封面上摆着撩人的姿势,不必要地裸露,目标读者压根儿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说起《花花公子》,我们都不禁眉头一皱,也会说起在 1963 年,着名女权分子 Gloria Steinem 以伪装(undercover)的身份,进入纽约的花花公子俱乐部,成为俱乐部里面的兔子,为男性顾客递上调酒、送上秋波,再写下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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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性凝视(Male Gaze)和物化(Objectify)女性起家的《花花公子》杂志和相关业务,反映了几个年代,社会对于性别表达的定型。而随着文化气候变迁,改变是无可避免的,不论是国家的法律、各地出版的杂志、任何类型的媒体甚至到个人层面上的思考和表达等,2019 年的我们和他们,都不能停在《花花公子》起始的年代。这或许,也是《花花公子》有作出改变的原因。

玛丽莲梦露,每月甜心

《花花公子》的创刊号,在 1953 年 9 月推出,当时,创办人休.马斯顿.海夫纳买下了玛丽莲梦露的月历照片,放在《花花公子》封面,成为了当时的本月甜心(Sweetheart of the Month)。 没错,50 年代的好莱坞,其实还有柯德莉夏萍,但是《花花公子》被定位为男性杂志,固然会选择当时好莱坞、全美国的性符号,声线挑逗、身材丰满的玛丽莲梦露,梦露充满了男性想要的欲望,而柯德莉夏萍像是光谱另一段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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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0 年代的好莱坞和美国,玛丽莲梦露的锋头无人可比。其实在 50 年代以前的好莱坞,女性在大银幕的形象不止是肉弹,例如 1930 年代初火热的 Katharine Hepburn,身材高挑、爱穿裤子,性格独立直接,本身便是个跨越传统界限的中性女子。甚至,在 Katharine Hepburn 出现前,就有公开自己是双性恋的 Marlene Dietrich。这种女子,《花花公子》都不选,选了玛丽莲梦露,因为玛丽莲梦露满足的是男性凝视,她是一件乖顺的性物件;Katharine Hepburn 或 Marlene Dietrich,吸引的除了有男性,还有女性,而且代表了女性的自主,也突破了“女性只能成为性物件”的界限,她们满足的,是女性和男性的凝视,甚至是酷儿的凝视。 《花花公子》从创刊那一刻开始,便定调了自己为一本服务男性性幻想的杂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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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装,服从的女性的制服

在《花花公子》的世界,女人不是“女人”,登上杂志的女人,会被称为 “玩伴”(Playmate),玩伴会拍下裸照,并登在跨页中,附上一个 “玩伴规格书”(Playmate Data Sheet),上面会写着她的生日、三围数字、让她欲火焚身的方法(Turn-ons)和让她倒胃口的事情(Turn-offs)。这样有如我们走进性玩具商店,购买了一个说明书齐全、没有名字的性爱娃娃,只不过,玩伴是真人而已。玩伴的思考和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否将性跃然纸上。 性,所有种种,都是围绕着性而设计。

在杂志推出的十年之后,即 1963 年,在纸上饰演着性物件的女性,被《花花公子》带进了真实世界,在纽约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受雇的女性被称为 “兔子”(Bunny)。兔子乖巧、纯真,对男性完全服从而且娇嗲。 兔子们的职责包括在俱乐部门口接待,或者在场内递上饮品,并与客人(清一色男性)谈笑风生。

要成为兔子,需要通过一些审核,除了对于《花花公子》非常“基本”的身材审查,还要接受严格的训练,包括背诵 143 种酒精品牌,还有姿态的训练,以达到一些兔子的形态要求——Bunny Stance 兔子站姿、Bunny Perch 兔子就位、Bunny Dip 兔子屈膝⋯⋯要穿着三寸的高跟鞋、缎子高叉泳衣、尼龙丝袜、毛毛手扣和戴着兔耳朵,还要仪态万千,在俱乐部当一个兔子,实在是步步为营,而光顾的男性,当然因此感到自己的权力之高。 而花花公子集团则利用着女体,赚取了男性客人们的大额酒钱。

这些种种,就像把女性倒模成男性想要的一个模样,但是依然有无数年轻女子涌到俱乐部,成为花花公子的兔子侍应,每周平均200美元的薪金,或许是不错的条件。女权分子 Gloria Steneim 在 1953 年,以实验形式潜入俱乐部,并重新发明自己的身份,化名 Marie,成为了兔子之一,并写下文章 A Bunny's Tale。

穿着她能够找到的、最浮夸的衣服,她带着伪造的过去,到花花公子俱乐部面试。根据她替 Show 杂志所写的A Bunny's Tale,俱乐部的生态除了有对于女性身体的严格约束(兔子制服是订造的,女性面试之后需要接受抽血检查),还有偶尔的非礼事件(虽然俱乐部规定客人不可以触碰兔子)和女性之间的竞争(偶然会发生的偷窃事件)。

若要形容当时的《花花公子》,大概是 “捕捉并巩固流行和传统性别定型”的投机者,在销售情色刊物和销售酒精和夜生活两方面大获利益的商家。

而由《花花公子》发明的兔子装,则是用来控制女性身体、角色的制服,在性的层面上,更是代表着 S/M 里面的 M,被操控、被指示、责任为服从(男性)。

花花公子的转型:市场和气候

在 1960 年代末,美国社会的女性已经受不了《花花公子》对女性做成的伤害,1968 年,一群女性主义者举行大型示威,公开将《花花公子》纸本丢到垃圾桶里面,同时高呼 No More Miss America,她们认为《花花公子》和选美是父权的里应外合,将女性分为圣女(Madonna)和荡妇(whore),然而两种被设计的女性角色,目的只有一个——满足男性的凝视,还有他们既要女性做个乖巧的妻子,又要女性做件性物件的愿望。 同时,《花花公子》巩固了男性作为性的侵略者、阳刚的角色,男性在这里,绝对不会是一个穿兔子装的玩伴,反而,只会是一个花钱买酒、享受眼睛糖果的角色。不论是男或女,同样受到这种性别定型、既定性别气质的约束。(推荐阅读:世界小姐娱乐了谁:选美比赛,只是一次集体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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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看过电影《法律女王》(On the Basis of Sex ),便会感受到这种女性愤怒的气候。美国首位女法官 Ruth Ginsberg (Felicity Jones饰)的女儿就是在 60 年代末、有着如 Gloria Steinem 这种女权代表人物的气候中长大的,电影中有一幕,街上的男性言语骚扰 Ginsberg 的女儿,她毫不畏惧地反击,母亲在一旁看到女儿和自己的分别,震惊不已,母亲惊觉新一代的女性已经不再是保持沉默的顺从物件,这也是社会文化气候的重要性。

除了气候,《花花公子》在 70 年代还面对着《阁楼》(Penthouse)杂志的竞争,而且色情影片和资讯日渐普及,越来越少人需要购买《花花公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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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花花公子》由 Hugh Hefner 的女儿 Christie Hefner 接手管理,将杂志的方针转向社会议题,例如言论自由、同志权利和关于爱滋病的研究和防御。而 2016 年,《花花公子》宣布不会再刊登模特儿的正面裸照。 不过,一个女性统治的国家不一定会考虑女性人民的福祉和权益,一个女性掌管《花花公子》也不代表它会变成很女权、很女性主义。(推荐阅读:兔女郎不脱了!我们该为《花花公子》不再刊登女性裸照开心吗?

尽管 Christie Hefner 是着名的政治左翼,但是她与父亲对于女权的看法其实大同小异。她的父亲在 Gloria Steinem 的卧底文章刊登之后,曾经做过非常表里不一的回应,他表面上欣赏对方“移除对女性身体的医疗管制”的提议,私底下却写过一张纸条(在 1970 年代被他的秘书公开):

What I'm interested in is the highly irrational, emotional, kookie (sic) trend that feminism has taken...these chicks are our natural enemy. It is time to do battle with them.
女权分子令我感到有兴趣的地方在于她们极度不理智、情绪化和愚蠢的做事方法⋯⋯这些女人是我们的天生敌人。是时候跟她们决斗一下。

在 1960 年代自称为 “性解放英雄”的 Hugh Hefner 经常说自己支持女性主义,不过一边物化女性的他和他的解放宣言似乎存在永恒的矛盾。 他的女儿Christie在 1979 年一个 New York Times 访问中被问到对《花花公子》中的女性形象的看法:

Q. Have you ever opened up a Playboy and were upset the way a woman was portrayed?

在你翻开《花花公子》的时候,有没有一刻你因为里面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而感到不快?

Miss Hefner: No. There are magazines around that run pictures of women tied up and in chains. But that's 180 degrees from Playboy's approach to sexuality.

没有。很多杂志都将女人绑起来拍照,但《花花公子》对于性的描绘是完全 180 度不同的方法。

性别酷儿穿起兔子装的一刻

在 2018 年尾,有份主演《怪兽与葛林戴华德的罪行》的演员 Ezra Miller,穿着《花花公子》特有的兔子装,登上杂志,他的原生性别和所拥有的男体,与他作为 “性别酷儿”的身份,直接跟兔子装以往的 “女性玩伴”意义碰撞起来,Ezra 既是在重新塑造什麽是“女性”,同时也为兔子装重新定义为 无分性别的衣装,加上他一向公开展示自己的性别流动气质,这次《花花公子》的形象,确实不如以往流于 “巩固性别定型”和 “物化女性”。

酷儿理论认为,我们的性别、身份不是被预先确定的,男性和女性会以现在的型态出现于这个时代,是一些机缘巧合,近乎随机而成的一个成果。因此性别可以是流动的,并且可以讨论的。
—— 节录 01 哲学对于酷儿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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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ra Miller 的出现,代表的是什麽?

生理男性,终于都不再只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阳刚的角色了,《花花公子》承认了性别流动的可能性,让 Ezra 满布胸毛的胸口代替了那些丰满的胸脯,让 Ezra 的脚穿起那双高跟鞋,风骚地展示自己阴柔的一面。 读者亦不再限于想要凝视女性身体的男性了,读者可以是性别酷儿,可以是性别流动者,也可以是男同志。

事实上,素来与女性特质拉上关系的高跟鞋,在 17 世纪的欧洲,是一国之君的必备肖像单品,例如路易十四。这也与酷儿理论的说法不谋而合,性别和身份的呈现方法,是一个社会化的成品,随着时代变迁,每个时代对于男、女所放置的符号(裙子、裤子、高跟鞋等等服饰)也不相同,因此性别是绝对流动的,如何表达,没有一套既定标准。

总结:赶上了潮流,本质有改变吗?

一个以男性凝视、物化女性手法起家的 super-brand 杂志,是如何变成今天包括酷儿视角(甚至在网上版加入 LGBT+ 分类)、大码体型女性、黑人模特、容许性别流动概念出现的模样呢?

在杂志成立到现在的几十年时间,读者大概都知道,美的标准已经不止是玛丽莲梦露了,也不想只看到玛丽莲梦露;要成为女性的,不一定是生理女性,反之亦然,而且,女性不想再担当性物件之余,男性亦不一定是雄壮、具侵略性、西装笔挺的花花公子。

向来标榜自己支持自由主义的《花花公子》,当然需要符合现在的 “政治正确性”才能生存下去。 我们无法定论究竟《花花公子》是从内部自我反思而开始改变,还是受到现实的市场因素和大气候所迫,而作出改变。

若果营商是一场游戏,那麽要一直玩下去,定必要配合气候调整策略,方能继续,但是,这始终是一场游戏。而作为对于女性再现(representaion)着紧的我们,或许记得营商游戏在媒体的运作的同时,也能好好利用气候,推进某些概念和思想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