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年前，她画出日治台湾的流行时尚──台湾第一位女画家陈进

台展三少年，与你还不认识的唯一少女

你或许曾在历史课本上读过“台展三少年”，但是你可能不太了解“陈进”（1907-1998）。作为台展三少年之一，她不只是最早入选台展、帝展的画家之一，更是台湾第一位被历史记载的女画家。

她的笔触优雅、用色纤细，描绘大量日治时期台湾女性的日常生活。谢里法曾评：“再也没有谁能如她的画，如此真切地表现出三十年代台湾女性的特质来。”[1]

陈进笔下的摩登女子，杂揉中国、日本、西方的流行服饰细节，也正像是台湾经历各国角力的文化史缩影。她的每一笔触，都是替日治时期的台湾文化史，写下一道道阴性且温柔的历史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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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台湾少女入选日本帝展

出身新竹香山望族的陈进， 15 岁进入台北州立台北第三高等女学校（今中山女高）。18 岁那年，家人同意让她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女子美术学校日本画科，专攻东洋胶彩画。成为当时少数能够赴日留学的女性高级知识份子。

她在东京，受美人画大家镝木清方、伊东深水影响，专精描绘女性优雅姿态。而或许也是同样身为女性的缘故，她所描绘的服饰细节、女性举止，都更展现一种特有的细腻优雅美感。

1932 年，25 岁的她完成第一幅代表作〈芝兰之香〉，描绘台湾新娘华丽庄重的服饰细节。画中新娘身穿彩色凤冠霞披，红色绣鞋，背景是黑地螺钿木桌椅，流苏灯笼，白色兰花。她神情肃穆。足足显示了她精巧画工与细致观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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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极重视生活细节与品味。1936 年，29 岁的她画〈梳妆〉，描绘中产阶级女性的日常生活。家俱同是日本黑地螺钿桌椅，屏风纹样是菊花、紫藤花、樱花与菖蒲。坐着的女孩手持唇笔，桌摆胭脂水粉瓶罐，均完整展现了当时台湾中产阶级的时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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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主要的画作形式为胶彩画，先以胶混合不同颜色的矿物粉末，再用水调和，在不同材质上作画。胶彩画之特色，在于层层叠色后，会产生具有厚度、致密的古典氛围。非常适合花卉、衣装这种层次密度很高的题材。

丛丛花瓣衬叶，层层珠摇流苏，适合她，也适合台湾这样故事错综复杂的岛屿。

中日西混合，就像她与台湾。

1934 年，陈进完成最有名的巨幅画作〈合奏〉，画她的姊姊。两个年轻女孩并坐演奏，一位西式烫发配大红高跟鞋、一位古典包头配平底绣花鞋，两人明明身穿旗袍，里面却配上黄绿长裤。都可以看出中国、日本与西方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台湾女性的摩登梳妆。

〈合奏〉完成后，入选日本第十五回“帝国美术展览会”，是当时台湾美术界的最高荣誉。日本画坛或许从未想到，来自殖民地台湾的年轻女孩，原来有能力画出这么充满情调、且重视细节与真实生活的巨幅画作。

根据报导整理：“当陈进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入选日本帝展的台湾女画家。报纸报导，其作品深具“台湾色彩”，陈进受访时则兴奋地说：‘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谁不爱自己生长的故乡呢？’[2]

台湾的历史，也正像是这些女性衣装，启蒙于异国，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故事，再让世界重新看见。

那是时尚，也是政治，更是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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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女成为母亲，再成为自己

杨翠曾评论，陈进是日治时期的“新女性”：“能够在寂寞异乡独自吞忍苦楚的精神而言，她是自主的、坚毅的、甚至可以说是自我解放的。”[3]

以当时标准而言，陈进并不是个按照“正常”时序步入婚姻的女性，她 40 岁结婚，43 岁生下儿子。

进入婚姻后，陈进的绘画题材也渐渐转变：她开始绘画成为妻子与母亲后的身体、还有她的孩子。她的细致观察力，从裙摆皱褶与花鸟纹样，转移到缤纷的学龄玩具上。1954 年，从她的画作〈小男孩〉，我们看见男孩专注在木制五彩算盘小卡车、几何积木，还有散落一地的ㄅㄆㄇ读本上。那是国民政府来台的第五年。

从这些散落的故事里，我们可以发现母亲的殷殷期盼，也看见世界正经历的剧烈递嬗，就在婴孩的学龄玩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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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以后，陈进开始接触佛教题材。画中却依旧充满精致细节。1965 年，58 岁的她画〈释尊幼年时〉，题材是摩耶夫人怀抱婴儿悉达多，不过特别之处在于，场景竟是日治时期台湾常见的仕绅家族客厅，一样黑地家具，一样白色兰花。[4]

那既是摩耶夫人，也是她自己。她仍然抱着儿子坐在自己最钟爱的客厅里。夫人凝神歛目，婴孩有圣光。

万物永恒如常，神圣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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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时尚与政治：并不只是很小很美的事

赏画的人或许评价，作为台湾第一位女性画家，她多少受家族庇荫，才有如此成就。她出身新竹望族，女孩得以自幼习字学画，培养秀异品味。结婚生子后，丈夫同样理解她的艺术世界，她因此能够摆脱 20 世纪初女性必得替家庭奉献、放弃职涯的宿命，专注教学与作画。不过，这当然不意味着，她的人生从没遇过反挫。

日治时期，她曾自言：“长期单独在殖民母国的绘画世界里与各路英雄竞争，让我深刻感受到‘本岛人’与‘内地人’（指日本人）的差别待遇，‘男性’与‘女性’的高低社会位阶。因而我从中学习到，惟有坚毅自强，力争上游，才能突破外在环境对一个来自殖民地女性的种种箝制。”

同样地，她也不是没考虑过，如果想要更成功，她大可画更多日本题材，而非专注于台湾人的生活。但作为台湾的女性知识份子，她很相信自己的选择。

在 ARTouch 一篇报导整理中，节录她与江文瑜对谈。“那时候是第一次跟别人竞争，一心想要怎么样才有特色，不知道要画些什么会比较出色。如果画些日本的题材会比较方便，尤其那时我人在日本；但是想了想，我们台湾人，还是画我们乡土的东西。”[5]

陈进关注的，永远是台湾女性的生活。并且替我们在日本统治时期的艺术史，打开一个阴性视角之可能。她让我们看见，女性私密又贴身的日常生活。闺阁梳妆，旗袍鞋包，在在都是台湾暗潮汹涌，各国文化角力的结果。

在她的时代，世界递嬗极快，人们时常来不及辨识与定位自己。面对这样的世界，她说。

“唯其能够忠实地把时代的姿态经过纯粹的艺术精神而表达出来，才有永远的生命和永恒的价值（中略）但这并不是应与世同浮沉之谓，我们不应忽略时代的潮流，更应认识时代精神，和思索时代特色的所在，而努力创造富有生命的美的作品。”

她用于观察世界、定位自己的方式，就是绘画。她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唯有当你完全沈浸投入生活中、忠实地呈现时代精神，才是一种对世界负责的表现。

“要一来可以回味可爱的家居生活中所酣享的点点滴滴，而且还得同时将时代性的生活脚步，作最好的注解，若是不画它，自己的绘画历程会形成片段的遗漏，对自己和社会，都不是尽责的表现。”她说。

民报整理，日本艺术评论《万朝报》曾称她为“南海女天才”，她却谦虚地说：“我不跟别人比，只跟自己比，有没有更进步？有没有更突破？”

当我们谈女性第一人，谈台湾第一人，我们也看见，陈进从不试图成为谁的代表。她就是她自己。她忠实地观察、纪录女性的日常生活。女孩们在画作里，抖落一身时代金粉。栩栩如生。

陈进的每一笔触，都是替日治时期的台湾文化史，写下一道道温柔的阴性注脚。对她而言，画出时代精神，或许正是她作为女性、作为知识份子、也是作为台湾人，一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