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大学教授何式凝下篇。上篇谈 #MeToo 运动在香港,这次则切入香港政治的性别难题。她说:“我们需要生理性别是女性的人,参与政治,进入立法会、进入能够制定社会政策的位置。我们也需要更多酷儿的代表。”

在上一篇,女人迷与何式凝谈到香港的 #MeToo,拆解了受害人普遍遭到社会质疑和二次伤害的原因,而式凝更加解释了为何 #MeToo 受害人普遍延迟求助。而在专访的下篇,式凝将以权力关系(power-relation)、体制(system)的角度切入,形容香港的女力蓝图和面对的困难。

其实说起式凝,她无疑是个烈女,敢言之余,又带着丰富的学识底蕴,难怪她口中的 “老屎忽”会怕了她这样的 “一条女”,她既能直言问题所在,亦能动员,对抗性别不公平的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这无疑在学院里面是危险的。

阻碍女人“发围”的,是“老屎忽”

式凝喜欢用生动的广东话俚语去表达复杂的概念。除了喜欢说 “我作为一条女……”来形容自己作为一个单人匹马的斗士之外,她也爱用“发围”和“老屎忽”两个词语。在她访谈的脉络下,前者指“做点成绩”、“突破一些障碍”、“夺得主导位置”,后者是指长期坐在办公室掌握大权和话语权的男性,例如是学系中位高权重的男教授、学系主管,或是一个公司里面的男性管理层、一个国家中的男性领导层,甚至可以延伸到媒体中经常有跨页专栏的男作家。

“在一个把女人看作性物件的社会,不会尊重女性的成就和想法。”-何式凝

“在一个把女人看作性物件的社会,不会尊重女性的成就和想法。”她在 58 岁时,正式升为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其后,她向香港大学申请在 60 岁后留任 5 年(60 岁为法定退休年龄),好让自己能够充分地为教学生涯作出规划。不过申请迟迟未获回覆,她再向副校长投诉,可是结果只被批准留任 2 年,原因不详。她曾经指出,校方是因为自己的政治立场鲜明(支持雨伞运动、同志平权等进步价值)而被排拒在“5 年留任期”之外。

她对于制度和权力机关的反抗,还有她直言不讳的性格,与勇敢、公开站出来的 #MeToo 受害人如黎明、吕丽瑶等,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她们不满,她们表达不满和不愿顺从,却被视为“麻烦制造者”、“不好的女性”,“当女性说,那个牧师熊抱自己让自己不舒服、那个团长这样的行为有错、那个上司这样看自己的身体很不高兴,然后去投诉,大家就觉得女性不但 take it too seriously ,而且还要为此跟进,工作量大增,之后备受批评的当然是女性,因为觉得她麻烦。”

简单又俗套来说,要认真地 acknowledge 一个女性的感受,权力机关的老屎忽会嫌麻烦,而且会发现有利益冲突,自然将团体形象、权力者之间关系放在前头来考虑,有些权力机关就会索性去想:“与其要冒风险,不如先处理掉麻烦的女性。”

如果权力机关确实地、认真地想要处理申诉和改善不公义,社会才会真的进步,女性才能发围,社会才会意识到“原来女性的感受是这样的,原来女性身体需要被尊重,当她说 NO,我们要 take it seriously。”不过,老屎忽之所以“老”,指的不只是年纪,还有年资、人脉、资金,这也是老屎忽稳坐其高位的真正麻烦原因。

式凝的两种“抗争空间”

作为教授,学院是她第一种进行抗争的空间,不过这个空间与其说是空间,倒不如说是夹缝,她一直在走空隙,在“走盏”,比如是在授课过程中,加入性别意识,“在学院,我用理论来抗争 。大学里面会有必修课、有 tutorial,学生会閲读需要閲读的文章,然后会发问、会与我讨论。不过,还是需要以所谓的健康名义来教授,若题目牵涉到坏性(bad sex),一定不被允许,例如同性恋议题。”

“而在学院里面,学术自由不断收窄。” 学校对老师的评分制度渐渐变得严格,密密监管他们口中的“教学质素”。 同时,“试过有学生怕了跟我合作,写完研究论文之后退出,因为不想与这些题目有任何关联。这些题目已经变成了敏感题目。”

在中国,同志平权议题被禁止讨论(可见微博事件、律师被捕),而女权话题亦被禁。之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其实不难理解,曾经有一位伞运分子友人打了个比喻,至今依然深刻:进步价值包含的除了是雨伞运动中提到的民主、我们常常谈论的自由,还有同志婚姻、性别平等,进步价值是一篮子的东西,抽出篮子中其中一个水果出来禁止它出现,但不禁止剩下来的那几颗,那就不是完整的禁止,那就是对进步价值的让步。对于反对民主思想在社会萌芽的国家来说,需要同时禁止同志平权思想,那才叫完整的计画。

在学院以外,作为“一条女”,社会就是她第二种抗争空间,这个空间没有必须跟随的课程指引,任何需要性别视角的活动,如映后座谈、妇女节等,她就以“义工”方式参与,她也很乐意去分享自己拥有的。有时候,三个、四个或五个人聚集,她便出动去搞抗争、组织,例如“性公会”,她笑言,“我经常叫自己的行动做四五行动,有四至五人就行动了,而且很想那些时装 pop-up store,可能周末会摆出来,然后很快地移动、消失。”

我们,需要从制度中改革

我们需要生理性别是女性的人,参与政治,进入立法会、进入能够制定社会政策的位置。我们需要更多酷儿的代表,当然,香港有陈志全,但还没有女同志。-何式凝


式凝认为,我们需要深入不平等的大树的根部,即制度的上层,才能改善女性在社会的地位,减低女性的感受被忽略的情况和减少性别不公的事件,“我们需要生理性别是女性的人,参与政治,进入立法会、进入能够制定社会政策的位置。我们需要更多酷儿的代表,当然,香港有陈志全,但还没有女同志。”除了政治机关,还有大学的校董会。(延伸阅读:从欧美看台湾!女人参政让社会更好

“在这个位置(教授)的我,与同样在这个位置的老屎忽,待遇已经不同。” 她比喻对方坐直升机的时候,自己却用脚走路,搞运动又被中伤和被边缘化,“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我不认为我比任何人差,但为何我的路特别慢、特别多阴质的人为障碍?”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写在 1949 年。我们以为女性在2019 年不会再只是“第二个性别”,我们以为性别平等(例如职场待遇的平等、身体自主、女性的权益)会有进展。

后记:年轻一代的女性需要代表

People are used to talking about millennials as if we’re teenagers. We’re in our thirties now. We’re raising kids and getting married and having families, and we have mortgages and student-loan debt. It’s important that [Congress is] in touch. People tend to interpret this as me railing against older people and being ageist. But that’s not what this is about. It’s a problem of representation. 

人们习惯形容Y世代的人为青少年,可是我们有些已经三十岁了。我们已经开始结婚和生小孩,我们有房贷和学债要还,议会需要与我们这一代有所联系。有些人认为我以此去排斥老年人,甚至说我是年龄歧视,但这并非属实。我所强调的,是关于Y世代在社会和议会中,有没有“被代表”。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第 116 届美国众议院议员

现时 29 岁的美国众议院议员 Alexandria Ocasio-Cortez(人称 AOC)为新一代的女性政治人物,曾经为 Bernie Sander 竞选工程工作的她来自拉丁裔家庭,关注阶级和种族议题之余,亦是备受美国媒体关注的女权政治人物.她幽默又年轻的形象除了为政治一词注入新鲜的氧气,亦代表了同代美国年轻女性的声音,相信会持续启发年轻一代,并且让女力发扬光大。(同场加映:美国史上最年轻众议员是谁?欧加修-寇蒂兹 从政与跳舞姿态一样潇洒

式凝在说起女性参政的可能性时,流露出一点担忧的表情,她看着女人迷记者,说,“这个社会环境和变迁下,尤其你们这一代,会更加困难.以文字工作者为例,你们的工资和工作保障已经不理想,若要争取更大环境的性别公义,年轻的女性政治代表,绝对是有必要的。”

为甚么会强调香港里头年轻一代的女性?以 Y 世代(又叫千禧世代,一般指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出生的人)的女性为例,我们(包括记者在内)有些已经或者即将大学毕业,出来工作数年,然后还有学业贷款要偿还到二十年后,幸运的话,劳动阶层的年轻女性只需要面对财政和事业的压力,不幸运的话,可能会遇上不公平的性骚扰事件或者职场上的性别歧视。

90 后的女性们已经不是小孩了,可是在香港,除了模特儿和艺人,甚少有能够仰望和令人感同身受的同龄政治人物或知性代表。香港曾经有过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他在 2016 年当选时,只有 23 岁,而政治立场为民主和进步价值,多次现身同志活动.香港在未来数年,又会否有相似的女性人物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