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一部来自地下室的戏剧,从一起随机杀人案开始,说一个关于受害与伤害的故事。这个故事之所以充满力道是因为真实,真相总是最有力也最能让人感到共鸣,戏剧艺术是神奇的介面,再制一种真实,肯认这样的邪恶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里的黑暗面。

在村上春树与川上未映子的一段对话当中,小说是这样被理解的,以一栋房子为比喻:

“一楼是阖家团圆的场所,充满愉悦社交的氛围,用共通的语言聊天。上了二楼有自己的书之类的,是比较私人的房间⋯⋯。然后,这栋房子的地下一楼,也有黑暗的房间,不过区区地下一楼谁都能走下来。所谓日本的私小说,大概是在地下一楼这个位置发生的。所谓近代化的自我,也是地下一楼的事。但是阶梯继续通往更下方,可能还有地下二楼。”

村上春树的小说,“地下二楼大概就是每次试图前往,想要前往的场所。”

我过去不太看台湾的影剧。因为,我感觉大多数的通俗台剧都在描述一楼的愉悦氛围,诉诸人们的共通表象。这些戏剧像是空有热量但没有营养的食品,看完了但是没有滋养。偶尔,也会遇到一些电视剧能够往地下一楼去,捡拾一些关于整体社会经验的创伤,或者个人深藏的渴望。不过,这些戏剧的态度也不总是一致。有时候它们很快就立刻回到一楼来了,有时候,相当耽溺于在地下室迷路的气氛,让观众感觉自己被困在地下室。

所幸,这几年有些勇敢的创作者出现。他们在一楼待得够久,逐渐往地下室去了,也摸索出了一些地下二楼的入口。

《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一部来自地下室的戏剧,从一起随机杀人案开始,说一个关于受害与伤害的故事。它的力量来自于重制台湾社会自己的伤痛——这是台湾自己的地下室——唯有艺术能够捕捉的本土集体意识。意识不是论理,而是故事,故事被述说并不是为了争辩对错,而是让那些真实存在的感受如实地出现,以其不漂亮、不正确的真实样貌出现。因为它们不漂亮也不正确,所以不常被肯认。但那是被放在我们的地下室里的共同感受:比如恐惧,比如自卑,比如心碎。

有一些犯罪,让整个社会都心碎。重大瞩目犯罪之所以能引起巨大的争议,正是因为它坦白了一种真实的、普世性的丑陋——凡是真实的都有无比的力量——能映射出每个人自己的苦痛,与其产生关系。(推荐阅读:《我们与恶的距离》:无差别杀人事件,离我们很远吗?

每个人心里都曾经有过想要伤害他人的黑暗欲望,或许因为没有被好好对待而引发的报复之心,但或许因为自我节制、或者毫无能力,因而从未实践。但重大瞩目犯罪出现的时候,人人心中都会有同样的惊愕,“他怎么可以?!”

“他怎么可以”的后半句连结个人心底不同的创伤。他怎么可以伤害无辜的人?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报复?他怎么可以不被处罚?但每一句话其实都是自己的伤痛:他怎么可以伤害无辜的人,如同我曾经是那无辜的人被伤害,或者如同我曾经也伤害我身边无辜的人?他怎么可以不被处罚,如同曾经伤害我的人不被处罚,或者如同我暗中的罪行不被问责?他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报复,而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机会申正我的冤屈,或者我伤害了的人如果有一天也这般报复我?


图片|《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像是 wifi 瞬间打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痛都立刻共鸣,讯息立刻送出,群组通知立刻逼逼狂叫。曾经被伤害的,放声哀鸣,曾经伤害他人的,自我防卫;被忽视的,苦求关注,苦求关注不得,则转愤怒,愤怒后为指责,指责他人,也指责自己。整个社会的心碎相互映照膨胀,像一颗气球被不断增生的空气涨大。

心碎是非常真实而深刻的经验,每个人都有,而不是每个人都有意愿或能力面对。

艺术创作在此发挥了奇特且重大的功能——创作者并不分辨是非,艺术作品只是描述且同理。一个巨大的集体创伤是由复杂且相互连结的个人创伤组成。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解决”集体创伤。像是随机杀人案这样的重大犯罪,法律没有办法判定它有多错,医学没有办法治疗它的伤害或预防它的出现,再严密的社会工作网络也没有办法承接它的重量,或减缓整个社会下坠的趋势。

一部戏剧做不到任何其他系统也做不到的事。但一部戏剧可以诚实地纪录伤害如何深刻复杂,重新唤回每个观众心里那块凝结的痛苦。痛苦无法被解决,但痛苦可以被同理。肯认并且同理是唯一释放痛苦的方式。(推荐阅读:为你挑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如果我的孩子杀了人

回到文初,创作者对于世界的理解,其实能转换成相当锐利的政治观察。村上春树回应川上未映子时,是这样说的:

“川普总统就是如此。到头来,希拉蕊只诉诸房子一楼共用,所以她输了,而川普只是到处宣扬诉说人们的地下室,所以他赢了。在逻辑世界(若用房子来比喻就是一楼部分的世界)还能发挥作用时,地下部分好歹被压抑着,但一旦一楼的逻辑失去力量,地下部分就会喷上地面。当然不能说那全是‘恶的故事’,但比起‘善的故事’‘多层的故事’,‘恶的故事’‘单纯的故事’显然更能强烈诉诸于人们的真心话。”

近年来台湾所面临的奇幻政局与社会现象,也能够被这样理解。当政治人物能够简单地说出真实的渴望——即使那样的渴望非常原始——人们会自然地被吸引。例如,韩国瑜能说出高雄作为二线城市心底多年的不平衡,想要发大财的欲望是无法被逻辑世界的说理所限制的,即使再怎么论理详实的政策,也无法对抗这深层的欲望。

反同公投能够获得六百万票的支持也是如此,因为那是赤裸且匿名的恐惧,讨厌与自己不同的人,异化性欲,是人们心里想着但不敢说出口的真心话,透过不具名的选票表态。凡真实的情绪都有力量。黑暗的情绪也是真实的,我们压抑着它,将它关在地下室,但它就在那里。压抑甚至喂养欲望,压抑的力道愈强,愈能够创造出更强的反作用力 。

幸好,我们还有戏剧。艺术是神奇的介面,再制一种真实,肯认存在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黑暗面。艺术作品是一种距离,让我们压抑的痛苦被真实地体验,但安然地存在。


图片|《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我们与恶的距离》出现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时机。台湾的考验从来都是严峻的——因为我们不幸也有幸在另一个张牙舞爪的集体创伤旁成长——但真正的考验永远都在我们里面,不在我们外面。我们能够面对自己的地下室,也就能够建构稳固的房屋,那么再大的台风也不怕,即使遇到强震而倾倒,我们也能重建出自己的城堡。台湾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了诚恳面对自身软弱不安的创作者,建立了通俗且顺畅的轨道,邀请每个观众一起前往自己的地下室。

地下室将会释放出什么样的能量呢?我感觉一场胆战心惊的旅途要开始了。不过我也感觉得到,台湾也准备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而现在正是时候经历一场向内探索的集体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