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无数个性侵事件背后的真相:我们问了太多“受害者为何无法避免自己被强暴”,却看不到这些对受害者的归责是如何地彼此矛盾。“完美受害人”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一颗颗真实受伤的心灵。

文|东华大学通识中心讲师/粉丝页“单亲妈妈和她的小孩”作者

2006 到 2015 年间,台湾性侵案件定罪率每年均以 4%-10% 不等的差距,低于其他一般案件。法务部曾委托交大林志洁等多位教授之研究团队进行研究,发现无罪定谳的性侵害案件大致有证词是否前后一致、是否有其他事证、有无外伤、有无逃跑或抵抗、体型差异、两造平日互动关系、处女膜是否破裂、有无第一时间报警或验伤等二十二项固定无罪因子。研究团队之一的金孟华教授认为,这些都很容易陷入“完美受害人”的建构,反映出在法院审理的过程中,仍存在大量性别刻板印象。

即使处于台日两个不同的社会、法律、文化系统,本书作者伊藤诗织女士在诉诸法律、追求正义的过程中,不论在验伤、报案、侦察、采证各方面的遭遇,都与上述的研究发现有惊人的相似度:在事发当下因为极大的肮脏恶心感只想抹去刻在身体上的印记而错失采证时机。(推荐阅读:为什么性侵受害者无法反抗?这个世界正在告诉女人:你被性侵,你活该

在警政、司法等单位碰壁后选择将事件公诸于世后大众及媒体的冷淡或质疑反应,与其说性侵案件的司法历程充满性别刻板印象,受害者面对的严苛现实是:这种性别刻板印象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比起其他类型的犯罪受害者,他们往往必须花费更大力气证明自己受害经验的“不可归责性”,在这样的过程中,整个社会对受害者批评、谩骂、谴责、质疑所产生的伤害,有时甚至比事件本身更加残酷。

阅读《黑箱》是一个相当沈重的经验,就事件本身而言,拥有极大权势的加害者究竟在整个犯罪调查中获得多少体系正式或非正式的保护,以致于所有不利加害者的证据或证词到最后都没有获得采信,伊藤女士同时做为受害者与调查者,就算穷究所有方法也难以窥得全貌。

另一方面,她在挺身而出后所面临舆论排山倒海的指责,正反映了“女人应自我保护”的主流性侵害防治的内在矛盾:在性侵害事件发生前,女人不能“太单纯”,她必须在各方面有敏锐的洞察力与精准的行动,能提前察觉对方所有复杂的恶意及计谋并一一破除;但若她真的被强暴了,她又必须“很单纯”,她所有对人生目标的渴望与追求、厘清犯罪事实的策略,全都可以被诠释为心机与诬陷。(推荐阅读:打破性侵迷思:无论我穿什么,都不是性暴力的藉口

我们问了太多“受害者为何无法避免自己被强暴”,却看不到这些对受害者的归责是如何地彼此矛盾,而当受害者试图质问加害者“你为什么强暴我?”时,整个司法、社会、甚至包括走“要懂得自我保护”路线的性侵害防治教育,几乎都给不出除了“趁人之危的个别坏人”以外的答案,然后又鬼打墙似地回到“所以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的状态中”的无效原则。

伊藤女士在书中提到了“Only yes means yes”,正与近年来台湾妇女团体倡议的积极同意权不谋而合,但这种彻底翻转决定权主体的论述(从“必须明确拒绝”到“由我自己决定”)直接挑战了传统对性别角色的定义,在司法或个别人际关系的操作上需要开展更细致的讨论。伊藤女士用自身的受害经验撬开了两个黑箱,她无法揭露全貌,但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体系对有权者的宽容。身为读者的我们,是否有可能看到除非整个社会一起改变,否则这样的黑箱永远难以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