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不见的女声：我想抗议，他们却说贱人闭嘴

这种声音与性别的议题，也存在于网路小白的问题，以及在线上传播的敌意——包括辱骂乃至死亡威胁。

我们应该小心谨慎，避免对网路较为恶劣的那一面做出太过自信的概括性推论。那一面会以许多不同型态出现（举例而言，在推特上的呈现方式就与报纸评论区大不相同），而且犯罪性的死亡威胁又与纯粹令人“不悦”的性别歧视辱骂全然是两回事。各式各样的人都可能成为攻击对象，包括青少年死者的父母乃至许多不同种类的“名人”。

明白可见的是（尽管确切估计数字高低有别），犯下这类行为的男性远多于女性，而且那些内容攻击女性的频率也远高于男性。

不论我的经验是否有参考价值（我的遭遇和有些女性相比实在是远远不及），我每次只要上电台或电视发言，就会收到也许可以委婉称为带有“不适当敌意”的回应—也就是说，那些回应超越了合理批评或合理愤怒的程度。

我相信这种辱骂背后的驱动力有许多不同因素。有些出自孩子的捣乱，有些出自喝醉的酒鬼，有些则是出自一时失去了内在抑制能力的人（这种人在事后通常会充满歉意）。这些人与其说可恶，其实更多是可怜。

在我心情好的时候，我认为写下这类讯息的人有许多都是出于失望，因为他们发现像推特这样的工具，宣扬的民主承诺其实无从实现。按理说，这些工具应当可让我们直接接触当权者，并且展开一种新式的民主对话。然而，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如果发推特讯息给首相或者教宗，就和寄信给他们一样完全不会被阅读—而且，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首相名下的推特根本也不是由首相自己撰写讯息。她／他怎么可能花时间写那种东西？（不过，我对教宗就不是这么确定了。）

我猜有些辱骂是对那些虚伪承诺感到沮丧之余而发出的抗议，因此以易于欺负的传统目标——“多话的女人”为攻击对象。别忘了，女性不是唯一可能会觉得自己“无声”的族群。

不过，我愈是检视女性受到的威胁与侮辱，愈觉得看起来和我提及的那些古老模式相当吻合。

首先，身为女性，妳采取什么立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妳只要踏进传统的男性领域，就一定会遭辱骂。引发那些辱骂的重点不是妳说了什么，而是纯粹因为妳张开了嘴巴讲话。

这点也合乎那些威胁的细节，其中包括了各种可想而知的俗套，诸如强暴、炸弹、谋杀等等（我这么写也许显得颇为轻松，但在夜里收到这种威胁还是非常恐怖）。不过，其中有颇为重要的一部分乃是以压抑女性的声音为目的。相当常见的一句话是：“贱人，闭嘴。”要不然，就是誓言消除女性的言语能力。

我收过的一则推特讯息写着：“我要把妳的头砍下来强奸。”一名美国记者的威吓者选取的推特名称则是“无头母猪”。另外还有一名女性收到的推特讯息写着：“应该要拔掉妳的舌头。”

这种凶暴的做法，目的就是在于将女性排除于男性的发言领域。看着这些疯狂的推特谩骂（大部分的那些推特讯息正是如此），实在很难不联想到下议院的男性议员大声干扰女性发言，以致别人根本听不见她们说话内容的行为——据说在阿富汗的国会里，他们只要不想听女性发言，就会把麦克风关掉。

反讽的是，女性遭受这种待遇之时，她们经常得到的一项善意忠告，却正好会带来那些辱骂者想要的结果：也就是女性的缄默。

别人会告诉妳：“不要批评那些辱骂者，不要让他们受到注意；他们要的就是妳的注意。只要默默‘封锁’他们就好了。”这种说法，正是重现了女性在过去经常得到的那种“闭上嘴巴多忍耐”的忠告。而且，采取这种做法还有一种危险，就是那些恶霸占据游乐场的行为，不会受到任何挑战。

“有什么实际有效的解决方案？”这项诊断实在没什么用。

如同大多数的女性，我也希望自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群女性朋友或同事，她们就一定会经常讨论“崔格小姐问题”的日常生活面向，不管是在办公室、会议室、议会厅、研讨会还是下议院当中。我要怎么让人听见我的论点？我要怎么让人注意到我的意见？我要怎么成为讨论的参与者？我相信有些男性同样也有这样的感觉，但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把各种不同背景的女性连结在一起，不论她们的政治立场以及从事的行业，那必定是干预失败的典型经验。

妳在一场会议上，妳提出一项论点，接着是短暂的静默，然后过了尴尬的几秒钟之后，某个男性与会者又接续了他刚刚说的话：“我刚刚说的是⋯⋯”妳开口的结果简直和没开口一模一样，结果妳只能怪罪自己和那些男性，因为那项讨论显然是他们专属的俱乐部。

在爱德华．伯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绘制于 1896 年这幅深具“中世纪”风格的画作当中，无法说话的菲勒美拉，将自己遭到强暴的遭遇织入了她身后的那块布里。

成功让自己的意见获得聆听的女性，经常都是采取了某种“阴阳人”式的做法，就像法庭里的梅西亚或者提尔伯里的“伊莉莎白”，刻意模仿男性修辞的若干面向。当初柴契尔夫人特地接受降低音调的嗓音训练，就是因为她的顾问认为她尖高的嗓音缺乏权威。

这项做法如果确实有效，那么加以指责也许有点说不过去。然而，所有的这类手法通常都会让女性觉得自己仍然是外人，假冒着她们不觉得属于自己的修辞角色。讲白了，由女人装成男人的模样也许是有效的权宜之计，却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我们必须对我们修辞运作的规则从事更根本的思考。我指的不是“男人和女人说的毕竟是不同的语言”这种陈腔滥调（如果真是如此，那一定是因为他们被教导了不同的语言）。而且我的意思也绝对不是提议采取“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那种大众心理学论点。

我的直觉是，我们如果要在“崔格小姐问题”上真正有所进展，就必须回归话语权威本质的若干基本原理，包括权威由什么构成，而我们又如何学会在特定的地方听出权威。与其推促女性接受嗓音训练，藉此获得低沉浑厚而且全然假造而成的说话音调，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思考潜藏在主导性的男性论述背后的断层线与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