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愿》了吗?从剧情、场景、民间信仰到动画细节全引发热议的国产游戏,今天带你用社会工作的角度,从故事发生的 1980 年代台湾社会脉络出发,探究杜丰于一家是如何地“无法受到协助”。

(小提醒:本文涉及《还愿》游戏剧情,读者们请斟酌阅读。)

文|陈怀恩(Chen Huai En)

“在 1980 年代,如果你是当时一家之主,遇到家庭变故,你要怎么办?”

身为一个 1980 年代出生的社工,看到《还愿》里,小时候的彩色圆石磁砖浴缸和ㄅㄆㄇ摺叠桌掉了满地的鸡皮疙瘩,也不得不去想如果当时家庭适逢变故,能获得什么协助。以下文章会谈论关于杜丰于一家如何地“无法受到协助”,并且谈论与剧情相关的社会福利议题,涉及少部分剧情,请小心服用。看完之后,也许你庆幸活在此时此刻,除了慈孤观音以外,还有很多选择可以寻求协助。

家庭暴力防治与目睹儿


杜美心因为父母正在争吵而有焦虑症状产生,他正在敲弹珠让自己冷静。|来源

“1993 年邓如雯杀夫案,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缘起,在 1996 年彭婉如命案发生之后,更加速了《家庭暴力治法》的制定,并于 1998 年开始实施。”这一段历史是社会福利或家庭暴力工作者考试必考的内容,由此你可以知道,1980s 根本没有家庭暴力防治的相关政策法规,完全没有,家庭暴力不过就是难断的家务事。在剧情中你看到的杜丰于损坏妻子的衣物、怒骂,或是小孩听见父母争执,看见家里争吵毁损的物品,这些家庭成员所受到的伤害,在当时根本无从保护起。

尽管在游戏中你难以看到互相伤害的状况(我想是赤烛希望大家不要模仿而避免掉,但显然大家精神创伤满重的),但有许多伤害事实的蛛丝马迹,在一个专业工作者的眼中,这就是我们每天在工作现场看到的活生生的家庭悲剧,需要进一步的协助。家庭暴力不仅仅是肢体暴力,也包括精神虐待和性侵害(如乱伦),在现行的家庭暴力防治与保护性工作之中,有非常多的项目,包括儿少保护、成人保护、老人保护、加害人服务、紧急救援、安置等等,有兴趣的可以进一步了解(站外连结: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跟游戏中直接发生的,关于杜美心在房间里听闻父母争执的一段,你不难直接连结--美心的身心症状跟父母争执有关,而这块正是“目睹儿”的工作领域。或许你听过“童年阴影”、“早期创伤”,这个现象就像是你熟知的“PTSD 压力创伤症候群”一样,但影响的层面远远超过你的想像。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包括家族治疗、精神医学、心理谘商,在关注身心症状跟早年家庭经验的连结,你可以搜寻“创伤”当做关键字。“目睹儿”相关服务是在家庭暴力发生时,介入协助家中的儿少们,降低儿少在家庭暴力中受到的伤害。你可想而知,“目睹儿”的工作同样也很晚才开始发展,台湾的研究、民间单位试行的方案服务多半集中在 2000 年之后,到 2015 年才正式被纳入法令执行工作之中,美心根本来不及长大。

男性关怀专线


这些夫妻吵架的耳语,也一字不漏的传进孩子的耳朵里|来源

“钱我会处理,男人的事情你不用管”

“什么叫做男人的事?你算什么男人啊?”

这一段杜丰于因为巩莉芳决定复出赚钱贴补家用,杜丰于与巩莉芳争执的内容。甚至后面有一段巩莉芳的独白,是在诉说他觉得杜丰于只是爱面子爱过于爱这个家。都在表示着杜丰于的困境,男性会顾及的社会观感不同。

男性在家庭困境上有着跟女性不同的困境,面对闲言闲语,女性会容易感到羞愧,男性则会感到愤怒而付诸暴力行为。在家族治疗的研究里,男性比女性更不容易谈论金钱方面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男性被看待的方式,当社会以金钱、地位来看待男性的成就,男性就更不容易直接面对问题,常常会先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成功”。

这样的性别观点,在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初期,都以女性为受害者为主,“男性也需要协助”的想法并未得到重视,但当案件累积到一个程度,专业工作者们也发现男性的工作不容忽视。“男性关怀专线”始于 2004 年,就是希望协助男性处理在家庭中的特殊问题,可以让男性诉说自己的挫折、不被理解、痛苦,而不是“不成功便成仁”。杜丰于若是可以诉说自己的失败挫折,也许就不会走上不归路。

离婚、儿童监护权与单亲扶养


巩莉芳在被杜丰于质疑是被“坏东西”附上、以及种种家庭暴力之后,决定离家。|来源

“所以我决定,这场演出之后,我要带一家子离开那里。”

巩莉芳未能带离全家远离何老师和慈孤观音,而自行离家。若他们打上离婚官司,对巩莉芳有好处吗?在还没有家暴法的时代,除非有人可以证明巩莉芳被明显伤害,否则巩莉芳还有可能蒙上“未尽妻子义务”。虽然大家都为她的遭遇愤恨不平,但你可以想像在当时的民风之下,为什么巩莉芳的妈妈要劝说“夫妻床头吵,床尾和”,不要随意回娘家,以免落人口实。(看看更多:媳妇的告白:做人媳妇,没有自己的决定,只有义务

若是离婚争取杜美心的监护权,在当时也是比登天还难。

成人可以自己决定从母姓是 2007 年的民法修法才开始的,在这之前除了有父母离异等原因可以提出改姓声请以外,还必须说服法官你改母姓的原因。当时的女性无法受到合理对待,经济、社会处境、权力上处于弱势都还是普遍现象。在 1980s,不管女性是公司老板还是赚钱大明星,监护权多判是判给父方的。除了近年来的女性处境改善,女性也比较能经济独立,这一类的亲权法院判例,以实际上的扶养能力来判定监护权,或是实施亲子会面评估,参考亲子互动决定判决,可以说是从 2000s 以后才开始备受重视。

若是离婚,单亲家庭的服务直到 2000 年才开始,当时叫做《特殊境遇妇女家庭》,这一类的服务涵盖未婚怀孕女性、夫亡夫失踪的寡妇、或因家暴离婚的女性。就算监护权判给了巩莉芳,她恐怕在当时得独自面对各种流言斐语了。而若是判给了杜丰于,那还得等到 2009 年才能获得协助。当时因为性别的考量,男性在家庭离异里也需要协助,要将男性也纳入服务,将法规修改成《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条例》,而不限定女性受到这样的服务,使单亲爸爸可以获取相当的资源与协助。在这之前,杜丰于求助无门的状况,也难怪会被拉拢到奇怪的宗教团体里。

精神医学和儿童精神医学


杜美心身心异常到医院检查,医生建议转诊精神科,但杜丰于不愿接受而将诊断单撕毁。|来源

“我女儿才不是神经病!”

无论是现实不分的杜丰于,还是 X 光诊断无异状建议转诊精神科的杜美心,在当时要寻求精神疾病上的协助其实还是非常困难的。台湾的《精神卫生法》是在 1990 年才设立,在这之前真的不是求神就是拜佛,或者是你常听到的“龙发堂”。在当时要正确的理解精神疾病,或是去除对于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可能跟超越八十八分一样难(为什么很难,玩一次游戏就知道了)。在当时恐怕是连踏入精神科(现在也被称为“身心科”)的意愿都没有,但好在现在的人对于精神疾病取得协助的态度也渐渐在改善。

至于杜美心要被治疗有关目睹造成的症状,或是望女成凤压力太大造成的症状,如恐慌症或压力创伤症候群,更是不容易。台湾儿童精神医学发展的也很晚,台湾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的前身“台湾精神医学会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学术委员会”是在 1989 年才成立于台湾精神医学会,并且开始推动相关研究调查与研讨会。1998 年才成立“中华民国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并于 2004 年改名为“台湾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这个沿革便可以知道处理儿童精神医疗议题,也是很晚近的事情。

信仰与助人


信徒询问何老师,心愿未成是不是功德金缴纳的不够?|来源

“对我们家弟弟是不是没有效?⋯⋯是不是要补功德金?”

除了延误就医,何老师更令人气愤的在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棍。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有些信仰是真的能给人帮助的,像《通灵少女》在谈的一样,信仰是台湾社会的一部分,自然也有使得上力的地方,劝人向善、使人心安稳都是。但绝对不是担保万事如意,那都是危险的。

其中一些谈论《还愿》文化背景的影片(站外连结:这里)中也谈论到当时的大家乐求明牌和落难神明们,我想努力的去区分欲望和现实、信念和执念,也是助人工作中重要的一环吧!(延伸阅读:《通灵少女》:生命中不能没有失去,负伤的人更懂疗伤

《还愿》与社会疗愈


折一朵郁金香,送给需要的人疗愈。|来源

说到最后,你有发现 1980 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有多么的无助了吗?在这些家暴、特殊境遇家庭、儿童精神医疗的服务正式立法由公布门来规划执行之前,目前 30 岁以上的人,他们童年是没有什么 113 保护专线之类的社会福利服务的,对着爸爸妈妈喊“我要打 113”那是 2000 年以后的事了。也许有人觉得《还愿》简直就是悲剧,我会觉得他的文化设定真的刚刚好,反应着 30 岁以上的人的童年写照(不管是画面的场景还是社会事件的脉络)。而在每个人的心中,谁不希望变好的?在每个角色心中都有小小的希冀,杜丰于希望自己能够撑起这个家并且照顾好女儿、巩莉芳希望能够为这个家庭付出分担家计、杜美心希望自己不要成家里的负担而折了郁金香。

在这个社会福利逐渐变好的时代,我想赤烛带给我们的除了“不要轻易相信神棍以外”,也告诉我们现在和 1980 年代不同了,是个该好好照顾自己的时代,求助的方式会越来越多,伤痛也有不同的方式可以被理解。透过这个游戏,也才能理解原来被吓大的我们,真的不只是被吓大,而是缺乏了许多许多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