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下班后常说我们见面吧!我很想妳,想要和妳成为特别的关系。”面对职场性骚扰,她选择挺身而出。只是回头望向过去各种曾读过、听说过的性别暴力事件,发现后来几乎没有加害者付出相应的代价。她曾经是旁观者,但她告诉自己今后绝不愿再有受害者。

素珍是在二十多岁起,开始在某家公营企业的地方分公司工作。

对方是素珍的导师。虽然素珍已经有工作经验,然而来到新公司之后,根据小组的师徒制传统,素珍成为课长的直属后辈,课长大她十岁。他常说在公司员工餐厅吃腻了,提议去外面吃午餐,于是带着素珍外出,叫她不要有压力,说反正是大白天,也不是要喝酒。

大多是聊些工作上的事,关于私事的话题,就仅止于他对婚姻生活的不满。到这里为止,还不至于构成问题。某天晚上,公司聚餐结束后,他说回去的路上顺便送妳回家,于是素珍和他共乘计程车,事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在计程车后座,他开始毛手毛脚,素珍抗拒着说不要这样,随即下车甩开了他。自此之后,他开始评论素珍的妆容打扮;看萤幕和资料时、写笔记或是开会时,会自然而然地把手放在素珍的手、肩膀、腰上。玩笑话也越来越过火,下班后常说我们见面吧!我很想妳,想要和妳成为特别的关系。素珍进公司六个月时,觉得她再也无法忍受了。

素珍先用电子邮件向组长报告情况,因为她认为要留下证据。尽管组长并不打算息事宁人,却回信说要惩戒或隔离课长并不容易,建议素珍可以换组。虽然她自己也想换组,但是不管怎么想,她都觉得“受害者逃跑”这种事是不对的,即使不采取法律措施,她也希望至少公司能惩戒对方。

可是,倘若事情被公开,她就很难像现在这样上班。左思右想之后,素珍写了封电子邮件,提出将课长调到其他组的请求,并要求组长正式面谈。然而,事情却朝着完全出乎素珍意料的方向发展。

组长毫无任何回应。素珍再次写电子邮件给组长,却依然石沉大海,也不接电话。素珍直接找组长,说有事要跟他谈,组长却藉口有约,仓促离开。之后她才知道,组长曾私下找过课长,拿出素珍寄的电子邮件,向他确认是否属实。

素珍并不清楚两人之间谈了些什么,只能大略猜想,课长当然否认了对素珍的性骚扰和猥亵,还说了一些素珍的坏话。从那时开始,课长会在办公室大声指责素珍,丢给她许多处理不完的工作,还持续更改交办的内容。(推荐阅读:香港的 #MeToo 故事:客人毛手毛脚,老板却指责是我不检点

如果素珍提出意见或问题,他就会高分贝怒吼,质疑她是不是讨厌工作。要是不打招呼、电话接得晚了一些,或是露出不悦的神情,他也会无故发火。

素珍躲在厕所偷哭时,遇见了和课长同期的女前辈。前辈安抚哭红双眼的素珍,确认厕所内只有两个人之后,叮嘱了两件事。一定要录音存证;假如想要申诉,就不要离职,留在公司内。前辈还交代,假如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务必跟她联络。素珍仔细填写工作日志,向课长报告时也会用手机录音,然后正式向人事组提出申诉。

人事组立刻订下内部调查的日期。素珍收到通知后,在约定时间前往会议室,那时课长、组长、人事组长都已经就座了,三人都是男性。组长说,课长对后辈过于严格,素珍似乎因此过得很辛苦。课长接着说,素珍在从前的公司曾经谈过办公室恋情,离职后向劳动部陈情,才拿到积欠的薪资。

人事组长表示彼此似乎有误会,应该好好和解,试图用这些话说服素珍。她没办法当场表达抗议,也没办法气呼呼地踢桌子愤然离开,毕竟她光是和课长相处就已经够畏怯了,偏偏其他两人又站在课长这一边。结果,素珍只回答我知道了,我会考虑看看,就草草结束调查。幸好素珍按照前辈的建议,将所有的情况录音存证。

告诉素珍公司里在传奇怪流言的人,是一起进公司的同事。对方只是走在路上会彼此点头致意的交情,从不曾私下联络或见面,这次却特地打电话来。好像是有人故意散播谣言,同事考虑再三之后,才决定跟她联络。谣言中,素珍的前男友化身为有妇之夫,甚至还编故事说是素珍主动勾引对方,破坏家庭,有人通报公司之后,素珍无故旷班两个月,却因为向劳动部陈情,成功领到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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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珍的手惊恐地颤抖着。同事接着说,还有谣言说这次也是素珍故意接近课长,要求用升迁和派遣至首尔为交换,当作息事宁人的条件。素珍夜不能寐,食不下咽,就连走在路上时,都会没来由地嚎啕大哭。

她觉得大家在刻意躲她,又怀疑这些不过是自己的幻想,于是更加痛苦不堪。素珍前往人事组,表示不愿意和解,课长的行为是明确的职场性暴力,然而他毫不反省,不仅利用职位来压迫素珍,还恶意中伤,素珍严正要求惩戒和隔离。

召开人事委员会时,素珍提出了日记、笔记、和课长联络的讯息,甚至还有录音记录。但是,委员会最后却声称两人败坏公司内良风美俗,同样处以三个月减薪处分。(推荐阅读:“只是跟你开玩笑啊!”为何职场开黄腔会被当作常态?

素珍只好以职场性暴力为由,再次向劳动厅陈情,不料组长把素珍叫过去大发雷霆。他说明明就说得很清楚了,妳非得把事情搞成这样吗?骂她是社会不适应症、疯子、精神病患,问她是不是连这些话都录音了,冷嘲热讽地说因为怕被录音,我可不敢和素珍小姐说话。

还当着素珍的面安慰组长,怎么会搞得这么严重,就当作是消灾,或是踩到狗屎⋯⋯没有人愿意和素珍交谈,也不指派任何工作给她。上班的路宛如地狱,只要来到公司,身体就彷佛要四分五裂,心脏高速跳动,又在某一瞬间突然哐一声不断坠落;还有一次,她就像被宽大的手掌捂住嘴巴般,快要喘不过气来。素珍被诊断出恐慌障碍,请了病假。

课长则和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

素珍不分昼夜独自饮酒,终日以泪洗面。医院交代药不能和酒一起服用,然而只要两者缺一,她就觉得难以忍受。父母安慰她说这不是妳的错,正式申诉就已经做得很好了;还叮嘱若只是暂时的,喝酒喝到酩酊大醉也没关系,但千万不要长期喝。素珍念在父母亲的分上,认为自己不能倒下,于是戒酒,从此滴酒不沾。

她考虑是否要离职去旅行、去其他地方找别的工作,或是趁这次的机会继续升学。就在这几个选项之间烦恼的时候,劳动厅的陈情结果出来了,指示要惩戒加害者。可是,公司始终没有遵从。素珍心想,不管是赢是输,是时候结束这场战争了。

素珍想起,她以前也在职场、学校、社团、自己所属的大大小小的团体内,读过告发性暴力的文章。看到这些文章,素珍回想起自己听说过的暴力事件,有些是当时尚未意识到的,有些则是自己冷眼旁观。过去虽然曾在网路上连署,也参加过一些小额募款,却没有关注后续发展。

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进一步了解之后,她才发现,几乎没有加害者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些采取最后手段、选择曝光的被害者,反而以毁损名誉、侮辱、诬告等罪名遭到反告,持续着艰辛的战斗。

明明知道会这样,素珍还是选择在入口网站的讨论区以及自己的 SNS 帐号上公开一切,将事件经过到公司采取的措施全部曝光。在这段期间,假如制度、规范、常识中有任何一项顺利发挥应有的功能,她也不至于采取这种激进的手段。

建议她录音的前辈打电话来,表示可以介绍她认识先前因类似事件离职的旧员工;前辈和一名组员也写了目击课长性骚扰的陈述书。素珍上传的文章迅速传开。她联系上某个女性团体,对方介绍了可靠的律师,向公司和加害者采取民事与刑事程序。此外,也遮住脸孔和声音,接受新闻媒体的直接采访。

素珍的一切被疯狂流传,每个采访报导底下,都有极为恶意的留言。正在当记者的大学同学不知从何打听到她的号码,打电话给她,虽然她回答得有些不耐烦,但还是全程录音在新闻中播出了。此时,公司才规劝和解,也表示课长正在准备诉讼。

若说不后悔,那是骗人的。素珍每一天,无时无刻不在后悔。一梳头发就会大把大把地掉,一吃东西就会恶心呕吐,勉强靠着打点滴和营养剂撑下去。妈妈怕素珍想不开,每晚铺被子睡在素珍床边。素珍一再问律师、问前辈、问家人,若是现在放弃的话,会不会比较好?大家都说,最重要的是受害当事人的意见,要是真的太辛苦,就到此为止也没关系。然而,素珍却无法放弃。

同样被课长性骚扰、后来离职的员工,一看到素珍就说对不起,自责地说:如果当时自己不选择不了了之,素珍就不会遇到相同的事了。当然素珍并不怪她,可是,她没办法成为第二个默默当作没这回事的人。因为,她不希望有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受害者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