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深信,唯有更多人明白为何校园性侵事件层出不穷,瞭解涉案孩子及家长的处境,进而理解现行制度下教育者的困难,才是对受害者最有力的支持,也才是扼止悲剧重演的契机。”《沉默的岛屿》作者陈昭如书写台湾校园性侵案,直面伤痛并说出来,从不是为了指责,而是期望我们记取了教训,不再沉默。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观他人的痛苦》里,对于人们透过媒体看到苦难有着一针见血的批评:

我们感到怜悯,指的是我们感到自己不是制造苦难的帮凶。我们的怜悯宣告了我们的无辜清白,以及我们宛如真切的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说,不论我们怀抱多少善意,怜悯都是个不恰当,甚或隐含侮辱的反应。

现代传媒无远弗届的传送,让人们常对远方的、他人的苦难心生怜悯之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能陷入道德上的两难:受苦者是否需要我们的怜悯?这样的怜悯,是否只是在消费对方的痛苦?如果传媒把重点放在受害者的痛苦,很容易激起外界的关怀与同情,但若是捕捉的苦难过于巨大,巨大到让人在哀伤之余,仅察觉了个人的无能为力,受挫情绪一再地累积,反而可能会让情感与道德的知觉陷入冷感而不自知。(延伸阅读:“请给自己机会,去处理伤痛”从陈三郎到陈洁皓,性侵伤痛的三十年

撰写《沉默的岛屿》之初,内心不时有着这样的拉扯。这四起背景互异(分布于都会及偏乡)、手法有别(诱奸、强迫性交及宗教骗色,且受害学生有男有女)的案件,涉及的是向来难以启齿的性侵,又是发生在相对保守的教育体系,记录事件始末肯定是吃力不讨好、处处是地雷的苦差事,令人精疲力尽。出版这样的作品有什么意义?读者真能体会当事人(受害者、家属、援助者)的痛苦?或者只是加深了对既有体制的无力感?

如果我可以假装若无其事,对当事人的自白无动于衷,一切就结束了。可是,我做不到。尤其当我深刻感受到,他们最深的痛苦未必是来自受害本身,而是外界的漠视与否定;他们最大的打击,是看到人性不该看到的那一面,让“信任”两个字变得遥不可及……面临背叛、沮丧与愤怒的他们是在身心承受的压力达到极限,才不得不向外求助,但旁观者往往却退缩了,沉默了,假装若无其事地转身离开。

他们被迫噤声,并不是无法开口,而是环境让他们开不了口。(延伸阅读:“我被性侵,我父亲替我选择了原谅”12 岁受害者的沉痛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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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漫长的诉讼过程、多方的撤诉压力与周遭的异样眼光,他们依旧勇敢地说出来,期待自己的现身说法能阻止不幸继续发生,几经思考,我刻意不以激越的文字挑动感伤的情绪,也不试图援引任何理论学说与其他案例,只是忠实叙述他们沉静求生的历程。事实上,只要简单描绘案情原委,整体社会的轻忽默视、官僚体制的官官相护,真相的崩坏瓦解便已无所遁形。

教育改革从来不是把老师当敌人,而是试图挑战他们背后的价值观。我一直深信,唯有更多人明白为何校园性侵事件层出不穷,瞭解涉案孩子及家长的处境,进而理解现行制度下教育者的困难,才是对受害者最有力的支持,也才是扼止悲剧重演的契机。(延伸阅读:台湾校园性侵案:小朋友都知道的事,为何学校置之不理?

描述南韩青瓦台如何操控媒体的纪录片“共犯者们”的末尾,两位前媒体工作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们抗争有意义吗?”

“我觉得光记录就很有意义了,至少在那种黑暗时期,我们并没有沉默。光这一点,我就觉得有足够的意义。”

收录在这本小书里四案的当事人选择不再沉默,挺身而出,而我在写与不写之间徘徊再三,终究决定协助他们说出这几则故事,试图在荒芜的废墟里重建真相。在此特别谢谢他们的信任。

但愿未来岛屿上的人们忆及这些案件是因为我们记取了教训,而不是记得彼时我们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