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都不到十五岁，不过是一群国中小的女生，脸上化着大浓妆，暴露的衣服露出瘦骨嶙嶙的身体。“王清峰非常激动，甚至一直要塞钱给她们被警察劝阻了──”纪惠容回忆着：“可是她们是讨厌我们的，用冷漠的眼光看着我──带有恨意──”她睁大眼睛看住我，右手捂住胸口：“我知道，尤其是──我是女的。”
把家还给爱
一九八三年，美国传教士高爱琪在广慈博爱院妇女职训所，遇见了那位仅有十一岁，却需日接三、四十位嫖客的小女孩。
在悲痛中，高爱琪向这些已被家庭抛弃的少女们伸出双手；一九八八年，高爱琪成立“励馨园”，从一张桌子、一台电话机、一个兼职工作者开始，到现在，励馨基金会在全台湾十七个县市有六十余个据点，每年服务、收容两万多名受暴妇女，坚持着“反暴力”的旗子，旗裙飘扬。几经传承，这支大旗，传到了纪惠容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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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台湾从一个“雏妓大国”成为亚洲性别立法最进步的国家，纪惠容也带领励馨基金会，从一个兼职社工，发展到现在全台有五百多位员工。
悲哀！“家”竟是女人最危险的地方
二○一八年五月励馨基金会满三十岁，也在这个五月，台湾发生了十一起骇人命案，其中九起是家暴──断头的、刀戳烂的、大卸八块的──凶手凶残令人发指，受害人的身分从妻子、女儿、女友到外婆，甚至母亲，而那个拿刀拿棍的，就是她们付出、信赖的家人。
没有一种悲哀比这更悲哀──就在自己的家，那个叫做避风港的地方──只要一言不合、所求不遂，家里的菜刀、扫帚、雨伞⋯⋯全都可以随手抄起，当作对付女人的凶器；家，竟是女人最危险的地方。
励馨基金会总会一楼有座马来西亚艺术家赠送给她们的装置艺术品：紫色丝带绑着雨伞、水管、短刀等等，一条条地从天花板上挂下来，这是艺术家从小到大，看到爸爸拿来打妈妈的东西。“凶器”下，是一具被捆绑的女体。
被昵称“纪姊”的纪惠容，就站在这“如林的凶器”前，对我殷殷叮咛着：“如果在家中发生冲突，女人一定要用头脑啊，看到对方情绪激动了，千万不要接话，要赶紧想办法离开现场啊。”她说着。
微胖身材厚敦敦地，声音永远是爽朗畅亮的，眼角弯弯地面如满月，是一个很可以倚靠的“女人的大姊头”，一看到她，女人再也忍不住自己的委屈──
纪惠容说：“我这里本来还摆了一个新娘人偶，她的白纱是用我收到的验伤单做成的啊！”
加入励馨二十六年了，每天过着与验伤单为伍的生活，“我每天都要遇到许多个案，生活在其间⋯⋯心情经常很沉重⋯⋯。”纪惠容絮絮说着。
“永远不会忘记的信”让她坚持二十五年
这是一个满满负面能量的工作，我问纪惠容，是什么力量让她可以坚持至今？
听到这个问题，她停了一停，然后告诉我她的心里有一封“永远不会忘记的信”，这封信，已经在纪惠容的心里整整二十五年了──
“办完‘反雏妓华西街路跑’后的某一天，我接到一封信，那是我们的女孩（中途之家收留的少女）写给我的。”
“她告诉我，她是被爸爸卖掉的。”
“她有去参加路跑，看到现场上万的人（来反雏妓）⋯⋯她非常地震惊⋯⋯原来，原来有这么多人是爱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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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纪惠容讲到“爱”这个字时，她的眼睛整个亮起来，眼球表面是一片湖面上的波光粼粼，一时间我还以为室内开灯了──原来是纪惠容一下子离开了忿忿不平，整个人雀跃起来。
这力量支持着她，七年前纪惠容被检查出肠癌第四期，都已经移转到肝了。“我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医生指着外头排队的病人对我说‘他们也都活得好好的啊！’”纪惠容做完八次化疗，干脆把癌症丢在一旁，继续埋头做事，直到如今。
纪惠容的行动力是一流的，吴念真曾说过，“励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度达成率’”。不过，现在的妇运健将纪惠容，从小的志向是当老师，只是，教育现场令她大失所望。“我们那个时候的教育主流观念，是‘坏孩子就要打’，连孩子的父母都这么想。”不能接受“以暴制暴”，纪惠容辞去老师的工作，在社运狂飙的年代，成为一名跑社会运动新闻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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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中时晚报成立社会运动版，一开始大家都很起劲，可是跑着跑着，《中国时报》渐渐受不了（政治压力）了，就把我们的版停掉。我没有线跑，但是稿子还是每天照发，当时老板不喜欢，从主编到总编，就是不用这些稿子。”社方一度动念，要转调她去跑“股市新闻”，于是社运版停刊半年后，纪惠容正式离职。
满腔“淑世”抱负却处处碰壁，纪惠容心灰意冷赴美念“钢琴演奏”。可是，社会运动的热血还是在她的身体里奔腾着，就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励馨基金会执行长梁望惠的一通越洋电话：“惠容，妳要不要回来帮励馨？我们要做反雏妓行动专案。”毫不犹豫地，纪惠容束装返国，投入励馨的“反雏妓运动”。
纪惠容告诉我，她第一次见到“雏妓”的情形。
“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记者，听说警察抓了许多女孩子，就和王清峰一起去关心。”
她们都不到十五岁，不过是一群国中小的女生，脸上化着大浓妆，暴露的衣服露出瘦骨嶙嶙的身体。“王清峰非常激动，甚至一直要塞钱给她们被警察劝阻了──”纪惠容回忆着：“可是她们是讨厌我们的，用冷漠的眼光看着我──带有恨意──”
她睁大眼睛看住我，右手捂住胸口：“我知道，尤其是──我是女的。”
对这些少女而言，自己被父母亲手卖作陌生男人的食物，陌生的女人会怎么看自己呢？是鄙视吧！女孩们不只是肉体受到摧残，心灵也已经重伤了。
一九九二年，纪惠容举办“反雏妓华西街慢跑”，在社运主旋律还是悲情本土的年代，纪惠容是台湾社运的惊奇。这场慢跑活动由当年国民党的大官吴伯雄、马英九，民进党党主席许信良等领跑，参与者男女老少、妈妈带孩子，是台湾第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都市型社运”，最后估算，总参与者超过一万四千人。
就这样，纪惠容让励馨从“基督教慈善团体”变成了“慈善的社会压力团体”，《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性侵害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等等法案也在励馨与许多妇女团体携手合作下通过，如今，台湾已是亚洲性别法令最进步的国家。
“要去没有人要去的地方”
“很多人说，励馨在台湾书写历史，但我宁可说，励馨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学习实践基督的精神。”纪惠容说。
纪惠容的曾祖母，是彰化海边的一位农妇，在十九世纪末成为台湾长老教会的第一代信徒，她显然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女人，在一百多年前的台湾乡村，曾祖母不但成为基督徒，还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温柔”。
纪温柔从台南神学院毕业时，一眼已盲，贫困的他穿着借来的夹克，向台南归仁着名的医生李甘雨提亲。李甘雨的长女李赤，从小倔强，所以命名为“恰”。也是基督教徒的李甘雨，并未嫌弃这个女婿贫残，他大力支持女婿宣教的行动。纪温柔牧师后来罹患肺病，仍然带着妻子与幼子们志愿到离岛宣教，开创了包括澎湖西屿小池角、竹嵩湾与马公虎井等等离岛教会。
纪温柔宣教的足迹，成为纪惠容的父亲一生不灭的信念，他也这样教育纪惠容：“要去到没有人要去的地方。”
“男人温柔女人恰”，抱持着“台湾初代牧师宣扬教会的精神”，这就是纪惠容家族四代一百年的家训。纪家整整四代是长老教会的“牧者家庭”。
“我有时候想想，我家在那个时代，确实是蛮特别的。”纪惠容说。
爸爸是老师，也是教会里的长老，“我的父亲对我母亲非常温柔，我从未看过父亲对母亲大声过一句。”纪惠容说，母亲已经过世多年了，但是父亲和母亲相处的片段还是在纪惠容的脑海里，“我爸爸每次有什么事情要呼唤我妈，就会这样叫她的小名，”她模仿着爸爸的叫唤：“阿淑啊！”甜得像一捏要滴下蜜，啊！有这么可爱的台湾男人吗？纪惠容笑了，我也忍不住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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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沙文主义是无所不在的。
“我和我的妹妹相差十岁，那是因为妈妈想再生一个儿子。”纪惠容已经有个弟弟，但是，妈妈仍然想多个男孩。她坦言：“我的祖母重男轻女。”
直到现在，弟弟有时候还是直呼姊姊是“女强人”，“女人和男人有一样的表现就叫做‘女强人’吗？”她皱眉：“怎么没有‘男强人’呢？”
即使是像纪家这样西化超过一个世纪的家庭，女性仍然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禁锢。纪惠容至今未婚，她坦言：“我没有嫁人，因为婚姻要有所妥协，我不会因为某个人就去妥协我自己。”
她告诉我一个励馨同仁今年过年发生的事：
“初二回娘家那一天，吃完晚饭后，她在婆家的客厅和小叔小姑一起看电视，先生不断地用手肘撞她，示意要她去厨房帮婆婆洗碗。她一开始不动声色，后来真是忍不住了，把先生拉到旁边房间去，关上门破口大骂──”
“满屋子都是你们姓赵的！为什么要我一个姓林的去洗碗？”
婆婆也不姓赵啊──原来，这就是嫁人的意思──纪惠容看着我一时无语，半响，她叹了一口气。
十万笔个案 就是几十万女人不幸的故事
几十万笔服务个案，就是几十万个女人不幸的故事。纪惠容还记得，她到励馨上班的第一天，那一天，是励馨基金会的年终晚会。
“中途之家的少女们，一个个带着面具，上台演出自己的故事。”
“女生被强暴、被卖、被打，是不敢说出来的。”她说。
“#MeToo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但是在台湾至今没有半个名人敢站出来；台湾女人真实受暴人数是个难以想像的天文数字。
“女人的一生，真是好危险啊！”纪惠容大声地说，然后，她向我道歉要先离开了，因为她“晚上举办了一场性别暴力防治与实践国际研讨会”。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看到纪惠容在昏黄的办公室里穿梭收拾着，一把把“凶器”就在她的头上摆荡，“凶器”下那具女偶仍然匍匐挣扎着。就在这个五月，九个女人（其中一个是五岁的小女孩）在家里被杀死了！
谁啊！来帮她松绑，让她像个人站起来吧！想着想着，我竟然鼻酸了。
耳边只听到那首，纪惠容当年请陈明章为励馨做的歌：
一蕊花 生落地 爸爸妈妈疼上济
风若吹 爱盖被 毋通呼伊坠落乌暗地
未开的花需要你我的关心 予伊一片生长的土地
手牵手 心连心 咱站做伙
伊是咱的宝贝